1935年10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的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报纸——《救国报》，全文刊载了一篇题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激发了国外侨胞和流落海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

一位身居英国伦敦的同胞给《救国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

“我以最高的感激与兴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国报上所转载所翻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

因这篇文章在《救国报》上首次公开发表时的落款日期为1935年8月1日，故又称为《八一宣言》，是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

这篇宣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华北五省等“寇深祸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历史的关头发表的，是标志中共政策开始了新的转变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八一宣言》客观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全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侵略野心，指出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沉痛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中国的“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因此，“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八一宣言》提出应当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要求，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郑重申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八一宣言》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那就是“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表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而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组合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八一宣言》还提出了10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即：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救灾治水，安定民生；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行民主政治，释放一切政治犯等。

这样一篇气壮山河的揭露日寇狼子野心、号召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御侮宣言，可以说是一篇足以与三国时期陈琳起草的《讨曹操檄》和唐朝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相媲的抗日救国檄文，到底出自何人手笔，其起草者是谁呢？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这篇以“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其作者并不是时任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1935年8月，率领中央红军行进于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彼时正在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较量，没有条件完成这样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的起草工作。

据历史资料记录显示，原来，《八一宣言》的起草者是王明，起草的地点也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是在苏联首都莫斯科。

王明，1904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 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在中共党史上，王明有一个鲜明的标签——“反面教员”。因为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依恃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支持，王明曾一度成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王明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当中央红军征战跋涉于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途中时，王明则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舒适的别墅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八一宣言》并不是王明靠“天才”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推动下，并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而写出来的。1935年11月，王明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说：

“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王明起草《八一宣言》具体过程：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三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3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四天，他又进行修改。第五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作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

王明与孟庆树

那时候的王明还比较谦虚，他完成《八一宣言》的初稿后，还专门邀请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胡秋原进行文字润色。

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记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并成立了一个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委员会对宣言的文字进行修改。由此可见，《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集体修改。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均表示同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即将宣言编入《救国报》第10期，全文刊载。

《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仅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极大震撼，而且在中国国内也迅速传播开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5年年底，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次年春，《八一宣言》更是如长了翅膀一样传播到了一些边远地区。

《八一宣言》对于召唤中华儿女奋起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八一宣言》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很多学生读了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

正是在《八一宣言》的推动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正如毛泽东1939年12月9日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八一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产生了强烈共鸣，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样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读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

1935年11月间，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读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员南汉宸的推荐下，西北军领袖杨虎城阅读了《八一宣言》后，反应积极，表示同意宣言内容，并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提出合作的具体办法。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转变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起到了“催化”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一宣言》的思想和号召，对顽固的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下死力推行“剿共”政策的蒋介石，也有一定程度的触动。当蒋介石读了《八一宣言》后，认为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目的，并立即命令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随后，国民党通过国内和莫斯科两条途径，与中共接触、谈判，这些谈判虽未成功，却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虽然认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面教员”，但对王明起草《八一宣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做出的独特贡献是充分肯定的。

据李德《中国纪事》说：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1937年2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并列的。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公正地指出：《八一宣言》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这充分的显示了毛泽东不“以人废文”的博大胸怀。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亲自出面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投王明一票”，选举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当中央委员。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他还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在中共八大上，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代表们又一次给王明投票，让他当选中央委员。

让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反面教员”王明在七大和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这除了增强党内团结的考虑之外，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王明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和做出的某些有益的贡献的一种肯定呢？

（卢志丹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