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余年2》的最新情节中，范闲所发行的库债被京都的富商巨贾一抢而空。
世人急于寻求财富，仅仅为了碎银几两。
范思辙以通俗易懂的解说阐述了购买库债便是稳赚不赔的道理。
商人本性趋利，无人能抗拒金银诱惑。
故而在短短一日内，范闲的融资策略便大获成功，成功填补了内库巨额亏损的空洞。
按常理来说，发行库债、弥补漏洞、完成庆帝交代的任务以及守护母亲留下的产业，无疑是一次皆大欢喜的胜利。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库债销售火热，范闲却并未因此欣喜若狂。
他坦言道，“他们之所以购买库债，主要是因为陛下邀我共赏花。”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过程，有人只看重结果。
如同爱情中的人们，有人渴望平淡长久，有人则偏爱热烈短暂。
过程是为自我欣赏，而结果则是他人评判。
范闲深信过程重于结果，因此面对库债引发全民抢购的现象，他倍感挫败。
为了发行库债，范闲与其弟范思辙紧密合作，一人负责构思概念，另一人负责现场推销。
尽管范思辙的口才极佳，但京都的富豪们仍表示不愿购买。
从旁观者角度来看，富豪们的决定不难理解。
尽管张老板财大气粗，李掌柜富甲一方，但他们的财富并非轻易得来。
库债虽有预期收益及皇家背书，但作为新兴事物，其政策风险不容忽视。
其实 ，库债能不能正常卖出 ，还是庆帝一句话的事。
即便身处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今社会，政策层面的争议仍然困扰着每一次的探索与革新。
在剧中的一段情节中，范建的话反映出当时庆国内部的普遍看法。“发行库债无疑是违法行为。何谓库债？我大庆建国以来闻所未闻，此举简直是大逆不道，竟敢分担皇室债务？实在荒谬至极。依我看，应将范闲押解回京，同时罢免我这尚书之职。”
尽管范建的话带有表演性质，但其中的忧虑却是真实的。
发行库债这样的新生事物，前所未见，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自己不懂的便是错误的，不了解的便是不存在的。
在大庆国，库债这类超前的债券产品，注定无法得到市场认可。
因此，富人们的反应十分真实。
在范家兄弟的单口相声结束后，众人纷纷通过放鸽子的方式，将库债的消息传回京都。
自古以来，政商关系紧密相连，富商巨贾往往在权力的庇护下崛起。
如沈万三与张士诚，胡雪岩与左宗棠，盛宣怀与李鸿章，许老板与某某某——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商业天才，不过是权力的附庸罢了。
马掌柜们迅速将库债的消息传回京都，旨在告知幕后主使，试探官方态度。
对于库债这样的企业债产品，唯有得到皇帝的首肯，才能真正安心。
全球目光聚焦于庆帝，期待他的表态，然而庆帝却全神贯注地筹备赏花大会。
范建、陈萍萍、太子、二皇子等人进宫后，庆帝开始玩起了捉迷藏、打哑谜的游戏。
庆帝下令众人深夜在后宫花园搬运花卉。
面对如此奇特的指令，范建等人感到困惑，传旨的太监则反复强调这是庆帝的口谕。
在他们的对话中，侯公公与二皇子的对话颇具深意：
二皇子：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并非此时举行。
侯公公：已改期。
二皇子：何时改期？
侯公公：近期，具体日期尚需等待。
二皇子：等待何事？
侯公公：等待范大人从苍山归来。
太子：为何要等待范闲归京后再举办赏菊大会？
二皇子：陛下意在提醒我们，赏菊大会固然重要，但范闲更为关键。
范闲在苍山发行库债之事传至京都，庆帝自知此刻全国人民翘首以盼他的回应。
如同嘉靖皇帝一样，庆帝亦是个擅长猜谜之人。
于是，他精心策划了这次深夜搬运花卉的团队建设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传达一个重大利好信息——庆帝对范闲的宠爱无以复加，甚至愿意为其改变赏花大会的日期。
庆帝的种种举动，旨在向外界发出明确信号——他钟爱范闲，并支持发行库债。
回顾当初他所召唤之人，范建乃是六部之首、即政府要员，陈萍萍作为检查院领导者，太子和二皇子则分别代表朝廷两大政治派别。
庆帝一举召集庆国最具影响力的四位大人物，其真实意图在于借助他们之口，传达出他对库债的支持以及对范闲的背书。
或许您会疑惑，既然庆帝如此明确地支持范闲，为何不公开颁布圣旨并发行库债呢？
实际上，这正是庆帝的高明之处。一旦正式文件发布，便无法进行灵活处理或因应变化。
若库债大获成功，自然是庆帝领导有方；反之，则是范闲的责任。
相较之下，直接颁布圣旨虽更为直接有效，但一旦实施，便失去了回旋余地，所有功过得失皆由庆帝承担。
庆帝的智慧非同寻常。
因此，他通过范建、陈萍萍等人之口，将自己的默许态度传递至庙堂江湖。
领悟到此的富商们，无不是阅读理解的高手——皇上的态度即是对范闲的支持。
于是，在一夜间，局势发生逆转，库债销售告罄。
然而，范闲却始终无法欣喜，他精心构建的经济理论和金融工具，最终却如同对牛弹琴。
这场比赛犹如一场磕磕绊绊的胜利，然而一看场上队员，大部分竟是归化球员，这种感觉终究让人缺乏信心和底气。
庆帝，一言胜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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