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

如果没有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美国为什么还要对我们加征关税？

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容易回答，毕竟在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之前，哪怕是特朗普，在加征关税的时候，也没有谈到安全这个问题，更多谈论的是“不公”和威胁美国就业经济等等。

不可否认，在美国的带动下，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退却，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已经有连续两任美国总统坚持支持关税，而不是贸易协定，并将关税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首选机制。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征收更高关税将提高商品价格，限制美国消费者的选择，并最终危及美国经济的增长。

但为什么美国还要加征关税？

美国内部的不满，可能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特朗普的上台，尽管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也很快，但美国人并不满意，在多项民调中，大多数美国人都说，美国经济状况很差。

而作为美国总统，在一系列美国内部刺激经济增长措施都无法满足美国选民的时候，将目光标准在外，寻找“替罪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精英界尤其是政客，很容易把目光投向美国日益增加的廉价进口商品，尤其是来自我国的进口商品。

而这个群体背后代表的，是美国数量庞大的传统蓝领工人。

中美贸易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贸易，让美国的家具到电子产品，玩具到自行车，整个国内传统制造业基本上都消失了，而现在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新领域的竞争力也受到了严重怀疑。

而这些，都是美国内部的压力。

除此之外，俄乌冲突和国际局势的加剧，关于贸易对安全的担忧也在日益激烈，这也导致拜登祭出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其中提高对我国半导体的关税，就是支持美国内部芯片的最新举措，而芯片则是从汽车到军事装备等各种产品的关键部件。

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下，导致了美国两任总统都没有摒弃贸易关税这个选项，从现有的趋势来看，这种状况可能还会维系很长一段时间。

加征贸易关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疑又是不合理的。

几乎每个读过经济学的人，都会在入门课上学过大卫·李嘉图200年前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专门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这种做法能够让经济体获得更好的发展。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被标榜为经济低迷时期保护工人和农民的一种手段，但它引发了一波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加剧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并导致当时全球贸易下降了约三分之一。

此后，在欧美吸取历史教训之后，全球贸易自由化时代开启了，一系列贸易协议都让各国关税大幅下降，随着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2001年我国加入WTO，全球化趋势达到了顶峰。

而这种全球化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巨额的贸易订单养活了数以亿计的人们，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由此产生的贸易增长给欧美消费者带来了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产品，还缓解了通胀。

但也不是没有代价，在欧美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时，大量的美国传统蓝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也开始失去工作或收入减少。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撰写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冲击”让美国失去了近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总共失去了240万个工作岗位，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受到影响的美国工人。

因此，随着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无疑就是这一趋势的结果。

即美国蓝领工人的贸易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帮助特朗普由此当选。

而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就是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反对，他在上台后不仅仅对我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还对日本和欧洲国家进口的钢铝、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施加关税。

但特朗普也并非盲目加征关税，而是试图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回到谈判桌上来，迫使他们买更多美国商品，让两国贸易额趋于平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起到刺激美国蓝领工人就业的结果。

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朗普对我国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就迫使我国坐到了谈判桌前，当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我国承诺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但后来因为一系列原因，这一协议也破裂了。

如今，特朗普正准备卷土重来，而中美的经贸问题，和当年还有了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在美国内部经济问题之上，还附带了更严峻的安全问题。

特朗普现在正在将更激进的一揽子关税措施作为竞选活动的核心；特朗普提议要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至少60%的关税，对其他地方进口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

本月，特朗普在自己的保护主义清单中，加入了对我国公司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200%关税。

去年中美贸易额6600亿美元，如果特朗普真的上台了，加征60%的关税，对我们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当然对美国自身来说，代价也足够大。

这可能不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但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显然比拜登的做法要严重得多，对我们来说，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失业潮加剧、收入锐减，以及可能的其他选项。

对美国来说，成本也非常高。

高盛的一项分析发现，从2018年初到2020年初，美国关税目标商品的价格上涨了约4%，非关税目标商品的价格下跌了1%，而这些更高的价格几乎全部由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承担，而不是由中国出口商承担。

美国税务基金会的一项分析也得出结论，那就是特朗普的关税导致了美国16.6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但不可否认，对我们来说，流失的工作岗位可能要数倍大于美国。

除此之外，美国对我们加征关税，也会导致我们采取反制措施，也就是对等报复。

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干预数量在2020年大约翻了一番，并且仍然在上升。

不管是从研究结果还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告诉我们加征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但有时候，不仅仅是对公众来说，哪怕是对美国精英人士，可能也会犯常识性错误，或者说保守主义的崛起，更像是具有时代性。

耶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特朗普时代，耶伦因为反对对华加征关税，愤而离职；但到了拜登时期，耶伦不仅仅提出了“友岸外包”的理念，还准备联合欧盟对我国进行关税包围。

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小孩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贸易关税到今天，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衡量了，背后更重要的还是利弊问题。

从一开始单纯的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一步步演变到今天的安全问题，经济学理论早已经在此刻被抛在脑后，对错早已经不重要，原则和利弊才是美国更看重的东西。

到今天，双方之间的博弈更像是那个经典的“囚徒困境”难题，为了长久的利益，谁都不能退后一步。

而这场漫长的关税之争，可能最后比拼的是谁更能承受代价和成本，比拼的是谁的经济体系更具备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不管结果如何，最终承受其代价和成本的，都是宏观经济背后的微观个体，而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