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穿越者”的王莽,思想有多超前?千年后他的话成为现实

未央史默事 2024-05-30 01:38:10

前言

王莽,这个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废除私有制、平均地权、解放奴隶"等激进主张的改革家,简直就像是一位"穿越者"。

他的很多思想观念都远远超前于西汉时代,以至于当朝执政集团都觉得他在肆意妄为。

然而让人感到有趣的是,王莽的不少主张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居然逐步成为了现实。

这难免让人感叹:王莽的思想真是太过超前,以至于在两千年前就被认为是"疯狂"的吗?

王莽“怀柔”思想下的民族政策

王莽执政期间,实行了多方位的民族政策,既有具有强权意味的歧视、压制、武力威胁、军事打击等内容,也有饱含“怀柔”色彩的怀柔政策、羁縻政策。

怀柔政策之一:赂遗。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莽出任大司马,拥戴汉平帝登基,逐渐在朝中掌握军政大权。王莽为赢得政治资本,便向周边少数民族实行赂遗政策,派遣使者重金收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王莽首先派遣使者重赂匈奴单于,史载:“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虽然王莽重赂的目的是让匈奴单于“慕从圣制”,但其方式为重金贿赂,而非武力威胁和军事打击,可见其怀柔色彩。

同时,王莽对匈奴“赏赐之甚厚”,告匈奴单于令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入汉朝侍奉王太后。此外,王莽“南怀黄支”,派遣使者“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汉书·平帝纪》载:“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至此,在王莽重金收买下,似乎形成了“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的局面。

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对西羌实行赂遗政策,派遣中郎将平宪等人携带大量金币出使西羌,成功达到“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的目的。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

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此举采用重金收买的方式,但在“怀柔”过程中蕴含着压制的色彩,分化了匈奴内部,因此激怒了匈奴乌珠留单于。

怀柔政策之二:和亲。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乌珠留单于立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掌握大权,当和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在拥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后,力劝单于与中原和亲。

咸即位之后,接受当和云的建议,向王莽新朝求和亲。王莽接受匈奴和亲的请求,“遣使者厚赂之”,向匈奴示好。此时王莽对匈奴的策略,集中体现在他处理如普谏言时的态度。

谏大夫如普上书建议“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王莽采纳了如普的谏言,与匈奴修好,“征还诸将在边者,免陈钦等十八人,又罢四关填都尉诸屯兵”,以示诚意。天凤二年(公元15年),王莽为了与匈奴实现和亲,逼迫厌难将军陈钦自杀。

《汉书·王莽传》载:“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自杀。”匈奴单于咸向王莽新朝求和亲,王莽为促成汉匈和亲做了一系列努力,派遣使者、撤去屯兵的做法充满怀柔色彩。

但王莽与匈奴和亲,并没有对汉匈的战和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羁,马络头也;縻,牛靷也。”羁縻,即笼络控制之意。王莽对西南夷既有武力征伐的行动,也有一系列发展地方经济与笼络安抚少数民族的措施。

据《汉书》载,王莽改句町王为侯,王邯怨怒不附,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攻杀歆,结果三边尽反,王莽数度征伐。西南夷反叛后,王莽发兵数十万进行反击,最后因士卒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被迫罢兵。武力征伐政策失败后,王莽任文齐为益州太守,积极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王莽)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此外,西汉在西域设有戊己校尉。戊己校尉除了掌管西域屯田事务外,常协从西域都护讨伐西域诸国的叛乱。

王莽于天凤三年(公元16年)“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有学者认为,西汉在西域的戊己校尉延续到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说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最晚持续到天凤三年西域反叛。

西域反叛前,王莽在西域沿袭西汉屯田政策,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羁縻政策还包括文化渗透,即对四夷推行教化,进行精神控制。儒家学派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一向主张以德服人、推行教化。

《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汉书·王莽传》载:“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因此,王莽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元始五年(公元5年),“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又派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大肆宣扬“莽当代汉有天下云”的天命所归思想,同时就地授予新朝的印信,收回原来汉朝的印信。王莽派遣风俗使者出使各地,推行教化,宣扬新朝国威,企图对少数民族实行精神控制。

王莽民族“怀柔”思想的影响和评价

王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做法,包括所实行的民族“怀柔”政策,都是在其“大一统”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春秋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经萌芽,《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战国时期,“大一统”理论进一步发展,梁襄王曾向孟子讨教如何安定天下,孟子回答道:“定于一。”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成为主流思想。

董仲舒治公羊学,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王莽的民族思想中也有“大一统”思想,其来源正是先秦至西汉时期所形成的“大一统”理论。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随即颁布诏令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这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僣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在王莽看来,四夷“僣号称王”是“违于古典,缪于一统”的行为,而降王为侯的做法也恰好符合“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的“大一统”理论。

在王莽的民族思想中,“大一统”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其“怀柔”思想及政策只是实现“大一统”的一种手段。王莽虽曾遣使者携带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然其目的是为劝告匈奴单于遵循汉朝的礼制,改囊知牙斯为知。其后,王莽派遣五威将王骏等人携带黄金币帛贿赂匈奴单于,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其目的仍为实现“大一统”。

此外,王莽“怀柔”思想下的民族“怀柔”政策,在执行时蕴含着歧视和压制的色彩,如派何人入侍本由匈奴单于自行决定,王莽却重赂匈奴单于,令单于遣须卜居次云入侍,干涉了匈奴的内部事务,暴露了王莽对匈奴歧视的态度。此后,王莽用重金贿赂和收买的手段强迫匈奴改名和更换印玺。

王莽令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更名为知,这有悖于匈奴的风俗习惯,也不符合匈奴人的语言规律,对匈奴单于而言无疑是一个侮辱。而印玺的变更,表明“王莽蓄意压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把原来汉王朝尊重单于为匈奴最高首领的地位改变成为与王莽新室的诸侯王的地位”。

王莽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匈奴以汉制,诸王之下,乃有汉言章,今印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不说”。王莽令匈奴单于改名和更换印玺,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这必然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用重金收买的手段分化匈奴内部,激怒了匈奴乌珠留单于,匈奴单于派兵侵扰云中益寿塞,大肆屠杀官吏和民户。

新莽时期,匈奴的势力虽然远不如汉武帝以前强大,但仍不可小觑,仍是中央王朝的主要对手,因此王莽“怀柔”思想下的民族“怀柔”政策针对的主体也是匈奴。王莽在对匈奴实行民族“怀柔”政策时存在的一些失误,导致了莽匈关系的恶化,其后匈奴拉拢西域诸国共同抵御中央王朝的趋势更加明显。

《汉书·西域传》载:“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据《汉书》和《敦煌马圈湾汉简》所载,王莽于天凤三年(公元16年)派王骏等人率兵征伐西域,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伏击王骏军,姑墨、尉犁、危须各国也起而共同袭击王骏军。

可见,王莽对匈奴实行的民族“怀柔”政策中蕴含的歧视和压制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莽匈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域诸国的离析。

至于王莽以“怀柔”手段发展西南地区经济,也实属无奈之举,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做出的决定。西南夷反叛后,王莽最初使用武力征伐手段,直至士卒饥疫,连年不能克,才转用“怀柔”手段去安抚西南夷,这才形成双方“甚得其和”的局面。

质言之,王莽有时用“怀柔”政策来实现“大一统”,有时也基于社会现实被迫使用“怀柔”政策去笼络和安抚少数民族。此外,王莽民族“怀柔”政策在执行时也存在不少失误,如在处理西南夷反叛问题时,最初就应使用“怀柔”手段;在处理匈奴问题时,不应该过度关注匈奴名号问题。

总之,王莽“怀柔”思想下的民族“怀柔”政策,其主观愿望是好的,是要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大一统”,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甚至走向反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结语

综上所述,王莽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尊儒敬孔,深受儒家传统民族观的影响,形成了民族“怀柔”思想。

王莽在民族“怀柔”思想指导下,又吸收借鉴西汉以来统治者所实行的“怀柔”之术,对周边少数民族曾实行“怀柔”政策。

但王莽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各项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大一统”,“怀柔”政策只是实现“大一统”的手段,并不构成王莽民族政策的全部内容。

此外,王莽“怀柔”政策在制定和执行时蕴含着歧视和压制的色彩,破坏了民族团结,激起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反抗,带来了战乱和破坏,使“怀柔”的成果化为乌有,最终加速了新莽政权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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