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在武汉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案件。一名国民党大校团长的爱人被6名国民党军官在武汉陆军总医院轮奸了。这6人如此胆大妄为，连大校的妻子都敢侮辱，可见平时是多么的作威作福。对军官家属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平日里对百姓是何等嘴脸。

　　案件发生后，一时间，舆论沸腾，举国皆知。如此恶劣的案件，又是军官妻子，还发生在武汉陆军总医。应该很快就能查清楚，但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却受到了层层阻碍。

　　此案中的受害者名叫陈愉，他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楼将亮，年纪大约40岁，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因肺结核在武汉陆军总医院住院治疗。

　　陈愉当时28岁，与楼将亮有2个儿女，在其住院期间，带着孩子贴身照顾他。陈愉漂亮端庄，经常出入医院，没想到却引起了其他病房病人的歹意。

　　楼将亮住在11号病房，在9月9日凌晨2点的时候，陈愉出去打水。在回去病房门口的时候，被17号病房的崔博文袭击了。崔博文用纱布棉花堵住了陈愉的嘴，使其不能发声，同病房的凌志夺下了陈愉手中的热水盆，两人合力将陈愉拖到了13号病房门口。17号病房的另外四人石磐、查大钧、袁尚质、曾玄名从角落一拥而上，将陈愉抬到了17号病房，并对其展开了轮奸。完事之后，他们还威胁陈愉胆敢将此事说出去，就将他们一家全杀了。

　　他们六人中级别最高的就是崔博文，他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主任。按理说楼将亮是国民党军官，级别高，手上还有部队，他们不敢如此，但色心一起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们胆敢如此不仅是因为色心，主要还是他们的关系网都是本地的，而楼将亮的部队正在前线作战，并不在本地，且他本人也病情严重，命不久矣。

　　案发后，考虑到丈夫的病情，陈愉并没有第一时间将事情告诉丈夫，而是收拾了破碎的衣服，找到了医院。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桢，听了陈愉的哭诉后起初不信，后来听到陈愉说出了更多细节，并让他们到17号病房搜集证据，他们这才相信。蔡善德让陈愉不要声张，他自会调查，以免影响院方声誉。

　　陈愉信以为真，但当她又一次路过17号病房的时候。却发现17号病房已经被打扫一新，地面被清洗，床单也换了，证据全被毁掉了。她这才发现，医院欺骗了她，医院与崔博文等人是一伙的。

　　为何院方会不惜得罪一个上校团长也要维护崔博文他们呢？原因就是崔博文与医院干部都是拜把子的关系，他们与医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案发后他们依然在医院，丝毫不担心陈愉的告状。医院不仅没帮陈愉，还威胁她不准再告，不然就不给楼将亮治疗，等楼将亮死后，再将她抓起来，到时候，她的孩子将无人照顾。

　　陈愉却并没有被他们吓到，她将事情告诉了丈夫，楼将亮被气的吐血。但因重病在身，且部队关系都不在这边，因此也没有办法。于是陈愉再次来到了医院控诉，要求对身体进行检查。但医院将检查推到了11号上午10点，检查出面部有伤十处、臂部有伤一处、阴部有伤四处。但因距案发时间太久，没有提取到精液精斑。

　　在陈愉申冤的时候，她年仅4岁的儿子被一名护士带出了病房，直到四天后才在警局认领回来。这件事正好发生在陈愉申冤的时候，难免不是医院为了施压而设计的。

　　但陈愉没有放弃，她先去了汉口市妇女会，见了负责人张人骥先生。张人骥听了陈愉的遭遇后很是义愤填膺，表示会为她申冤，严惩6名嫌疑人。张人骥带着陈愉找到了武汉警备司令阮齐，阮齐托病不见，张人骥多次恳请后，由阮齐的妻子代为接见。阮齐的妻子听了陈愉的哭诉后，表示一定会转告阮齐，但没有了下文。

　　之后，陈愉又去了军法处、浙江旅乡同乡会、汉口市参议会、武昌市参议会、湖北省参议会等进行控诉。但由于涉及的人员关系太过复杂，这些官员都感觉很头疼，都没有精力去调查。

　　记者商若冰得知此事后，采访了张人骥和陈愉，并将此事发表到了《正风报》上。一时间，舆论哗然，各报纸争相报道，到了全国皆知的地步。

　　当时白崇禧任华中军政长官，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白崇禧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将此案交给了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军法处处理。

　　既然华中的最高长官都发话了，办案人员也不敢怠慢，很快就到了医院进行走访。可是医院人员纷纷表示不知情，病人也众口一词，说：“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而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正是院方领导和被告的家属们。

　　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医院的训导员朱恢肆向工作人员说：他亲眼看到医务长孙明和凌志在政工室里密谋对策；他也亲耳听到蔡院长恐吓陈愉：“如果你坚持告状，就得找铺保（担保人），否则原告就得押起来。要告状，我们就告诉你丈夫你被轮奸的事。”

　　三天后，朱恢肆就跑到了军法处寻求保护，说是有人说他是“诬告”、“间谍”，甚至放风说要杀了他。军法处的报告交给白崇禧后，白崇禧给武汉陆军总医院下达命令：“查办恫吓朱恢肆之人并保障朱恢肆的安全。”

　　陈愉的奔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强烈反响，迫于社会压力，第九部级军法处将崔博文等6人进行了收押。但崔博文等人之前已经串供，坚决不承认强奸，坚持陈愉是诬告。

　　崔博文等人被收押后，他们的家属们急不可耐，公开召开茶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参加，表明他们是被诬告的，恳求社会支持。他们甚至在各大报纸上刊登报告，说陈愉不惜自己的名节诬告崔博文等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况且现在证据也不足，陈愉之前的检查没有发现精虫，表明没有遭受轮奸。

　　甚至还说陈愉不是楼将亮的发妻，身份值得怀疑。陈愉还化名“王英”去领失踪的儿子；楼将亮因为之前被医院限令而怀恨在心，曾扬言要找医院算总账。这些消息一散播出去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造成舆论，给军法处造成压力。

　　军法处研究些声明之后，认为没有提供足够的反证，不足以证明6人无罪或被诬告。见此，崔博文等人的家属又要求军法处将陈愉抓起来，理由就是陈愉行事诡秘，设计毒辣，怕她自杀，来个死无对证。

　　崔博文等人虽然不承认罪行，但也无法证明自己无罪。于是他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医院开具病危证明，好回医院治疗。于是一份假的病危通知书到手，石磐的“病例证明显示：“病人系开放性结核病，右侧胁膜腔积水，气管、心脏显著向后移，口唇轻度青紫，已进入病危期。”

　　六人得到病历证明之后，就联名写信给军法处要求回医院治疗。军法处批准了请求，并派了5名军人看押，将他们送回了医院。刚一送回去，六人就跑去楼将亮病房叫骂，说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强奸就强奸了，强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看你们还有几天可活。

　　如此嚣张的行为必定有所倚仗，就仗着没有确凿证据不能拿他们怎么样。连看守的士兵都看不下去了，就把事情向军法处报告了，崔博文6人因此再度被收押。

　　之后，事情持续发酵，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声援陈愉，妇女代表等人更是晋见了白崇禧，还致电了蒋介石夫人和李宗仁夫人。一些知名律师也表示不收取任何费用担任陈愉的法律顾问。

　　事情传到了军中，不少中下层官兵因此寒心，一个国民党军官给军事当局说：“谁无妻室、姐妹，战士在前线打仗，军人家属得不到丈夫照顾。而一个卧病在床的军官，妻子被人轮奸，前方将士闻言非常寒心，为了全体将士，希望对此案进行彻底严办。”

　　此事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蒋介石三次来电给白崇禧，要求严办。白崇禧收到电报之后就转给了朱鼎卿，朱鼎卿下令给军法处，要求三日之内呈判。

　　此案虽说被毁灭了大量证据，但要查还是能查出一些东西的。房间里的证据被毁灭了，只要找到打扫房间的人就可以了。陈松连是石磐的勤务兵，案发时，他看到了事情经过。六名嫌犯和医院给其做了大量工作，让他不准说出此事，还让其打扫了房间。

　　在对陈松连多次审理之后，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崔、凌、石、曾四名军人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袁、查、陈因不是军人身份没有受理。

　　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派调查组核查案件。在1949年3月23日，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明四人被执行了枪决，袁尚志、查大钧二人被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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