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后，身为总指挥的赛尚阿知道辜负清文宗重托的后果有多严重，此时他已经被逼上绝路，唯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追堵上。

向荣率主力紧逼追击，刘长清驰赴仙回拦截，王锦绣、松安往平乐、昭平防堵。乌兰泰与许祥光、张敬修合军，约一万余人，首先追到姑苏冲口，和秦日纲军冲突。是时，向荣所部赶到会师，突破冲口太平军防线，逼近龙寮岭。4月6日晚，在姑苏冲一线宿营，“大雨彻宵”。

4月7日凌晨，清军乘雾偷袭，控扼制高点龙寮岭，立即居高临下，由翼侧猛扑平冲谷口。太平军出乎意外，弃隘遗入峡谷。

清军主力迅速冲进峡谷，猛追溃乱的太平军。同时，乌兰泰又从龙寮岭山梁翻越，“绕出贼上”，向太平军冲击。秦日纲无法指挥会战，将士、妇女拥挤不堪，兵力不能展开。萧朝贵督师驰援，奈因清军封锁龙寮岭口，不能逾越，致使二千余名将士、家属遭到屠戮，损失极其惨重。

龙寮岭失利表明，洪、杨低估了清军的追击规模与势头，后卫军兵力单薄，与清军几乎是一比五的劣势，无法在漫长的山间纵深设防，易为清军迂回楔入。秦日纲迷信隘口险道，疏于防范，连续失误，终于为清军所乘。突围战局迅速逆转，太平军处在危急存亡的严重关头。

此时，清军凶焰陡升，乌兰泰力主乘胜穷追，全歼太平军。清军已经两天连续作战，饥疲困乏。亟需休整，向荣等主张暂且驻屯，否决了乌兰泰意见。太平军为了报仇图存，“大众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洪、杨等制订了诱敌伏击的战术，精心准备新的殊死决战。

8日凌晨，一小队太平军“至大峒村掠食，食竟举旗，将出仙回岭，”引诱清军深入。乌兰泰不顾“官兵已两日不食”，“促速追贼，”而且“带队先行”，急图成功。“其日大雾，咫不见人”，向荣“不得已率师从之。”

太平军主力“屯扎大峒山，极为险峻，在山僻窄路四散埋伏，率众回战，径仄地滑”，清军挤在大峒谷地，“不能排队，枪炮亦不能施放”。太平军同仇敌忾，杀妖报仇，“赤脚短刀，前后围裹，肉搏鏖战”。乌军乱成一团，挣扎求生，长瑞等五镇急驰接应，狭小的谷地挤满了清军，迅速被太平军歼灭。五镇只逃出和春，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镇被击毙。乌兰泰只剩几十名残兵，躲在一条深涧内保住性命。向荣率队接出和春，会合乌兰泰仓皇逃命，经平冲溃回古苏冲。此战向荣折兵八百，乌军仅剩数十人，壮勇不详，清军至少有二三千人丧命。这场血战使形势又发生根本转折。

这是一场计划周密、行动果断迅猛的歼灭战，也是太平军兴以来取得的空前胜利。大峒山歼灭战改变了前线的力量对比，使太平军摆脱了被动的困境，为结束长期的单纯防御战略，实施新的战略提供了重要条件。

同一天，刘长清从南峒至大峒进犯。太平军已经撤守仙回、古盘等村。清军不敢逼近，退至大峒山梁宿营。

4月9日，太平军反攻，张两翼迂回大峒山梁，欲切断敌军退却线。刘长清弃营溃逃二十里，返回出发地南峒，不敢再言堵截。

爱新觉罗・奕詝

咸丰帝闻讯，异常恼怒，降赛尚阿四级，将向荣、乌兰泰革职留任。

赛尚阿就永安战况向清文宗作了详细奏报，最后哀叹：“逆焰乖张，奴才当此几乎力竭心殚，仰天叫苦，抚膺顿足，愤愧莫名。”

大峒山惨败后，赛尚阿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太平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清军没有力量继续追堵，太平军赢得了运动发展的主动权。赛尚阿急忙把堵截重点放到平乐、昭平二城，但荔浦空虚，“地方官一无所备。”由该城到桂林也没有设防，这使赛尚阿大为恐慌。

杨秀清看到平乐设防，抚河水涨，又令前队由大广西折牛角瑶，进至荔浦县境，这就是李秀成所说的进军路线。

后队由大峒经南峒，上三妹瑶，至天平坳，入荔浦境，企图进取县城。12到13日，两路太平军均离县城二十余里。“因闻荔浦兵勇甚多，不敢前进”，洪、杨只得另拟进军方向。14日，罗大纲率先锋军袭据马岭，向荣堵截不及，太平军连夜撤出马岭，15日，攻克高田圩。16日，取六塘，逼近桂林。

可见，进军桂林的决策是4月13日洪、杨在荔浦县境决定的，并非在永安或大峒形成的。

接着，太平军迅速胜利落实了决策。进军桂林标志着太平军战略指挥的重要转变，洪、杨终于跳出了单纯防御战略的窠臼，开始把运动和攻坚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看待，攻取大城市成为太平军未来军事活动的中心环节，战略运动和防御则成了进攻大城市的必要过渡及准备。

向荣

桂林城垣远比永安坚固、高大、宽阔，易守难攻。广西巡抚邹鸣鹤庸懦无能，面对太平军的迅猛进军，“日日张皇，一筹莫展”。但是，向荣率一千余名兵勇间道驰援，4月17日抵达省城。他具有守城经验，立即重新布防，城中粗安。太平军又遇到老对手，攻坚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太平军在龙寮岭损失沉重，稍经补充，兵力不过一万余人。要想攻取桂林，力量严重不足，既不能合围久困，又难以撤围打援，很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

4月17日，太平军小队伪装向荣兵勇赚城，被刚到桂林的向荣识破，计谋未遂。从18日起，攻坚战役打响。当夜，太平军“用云梯扒城，喊声震天”，但被清军击退。21日，太平军“用湿棉花包桌子，头顶之而上云梯，以避火药包”，又遭清军“用石击打”失利。

初战表明，太平军火力不足，无法摧毁城垣工事；兵力不足，不能切断守军补给线；战术经验不足，突击队攻坚，主力不能发挥作用。洪、杨逐渐丧失了克城的最好战机。

向荣熬过了危机，各部清军进援桂林。乌兰泰兼程追击，4月19日，进至城南将军桥南岸，他不待主力齐集，率百余骑突袭太平军防线。“乘马过桥”时，太平军枪炮伏击，“铅子如雨，从者死几尽”，击伤乌兰泰，未几毙命。援军失去了强有力的指挥，士气大受影响，各部都畏敌惧进。4月29日，赛尚阿驻阳朔，令向荣调度各军。但向荣令诸军绕道，环布城北，谁也不敢立营南线。此时清军蝇聚二万余人，几为太平军二倍。

向荣只想消极保城，对咸丰帝“内外夹击”的上谕不感兴趣，前线出现相持战局。

太平军正面构筑一道孤形战线，与清军对峙，既可攻击，又能堵截城北清援军的进犯。双方在4月下旬为争夺西路有利地形发生战事，互有胜负，攻坚战局沉寂。

洪、杨仍未放弃取省城的战略目标。4月30日夜间，太平军在文昌门外构筑炮台。“安设多炮”。5月1日寅刻，发起新的攻势，大炮轰坏“女墙数处”，清军“几乎立脚不住”。攻城突击队“拥至城根”梯城，又被向荣遣提勇驰援击败。次日，清军反击，抢夺木梯，攻毁炮台。

5月4日，向荣出动七八千人，向古牛山、五里圩进犯，被太平军各个击破，粉碎了向荣打通西线的军事意图。

太平军筹划新的攻势，在西街秘密制造新式攻城器械——吕公车。竹木构筑，“高与城齐，宽二丈。每车有云梯七具，可连袂而上。车有数层，每层可容百人，第二层储满火药包”，可以抛掷城头，杀伤清军。

5月5日夜半，太平军乘吕公车偷袭文昌门和南门，并在东、西门配置精干伏兵，配合登城。但文昌门清军慌乱时，乱投火药包，燃着一辆吕公车第二层的火药包，车毁人逃，攻坚不果。南门清军滥轰大炮，击坏其他吕公车，太平军“纷纷逃散”，并没攻城。东、西门突击队也无战果。这次挫折对洪、杨攻坚信心打击较大。他们开始考虑与准备撤围，另作他图。

赛尚阿一直惧怕太平军运动，就清军分布看，湖南精锐被抽调几尽，赴广西围剿，本省空虚。广东徐广缙刚刚镇压了凌十八部，气焰颇盛，兵力较多。虽然，洪秀全、冯云山对广东比较熟悉，而对湖南十分陌生，但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向清军薄弱的地区运动。

此时，湖南革命形势臻于成熟。赛尚阿途经湖南，就奏告咸丰帝，该省吏治极坏，民风剽悍，天地会与斋教活跃，如不整治，将成另一个广西。沿漓江北进，由灵渠入湘江，直下湖南，交通最为便捷。可是，秦定三等已由桂林东门外的上关，移扎漓江东岸的猫儿山，扼堵太平军北进交通线。洪、杨决定攻击秦定三，打通滴江水陆交通线。5月16日，太平军千余人迂回偷袭，由于兵力不足，被秦定三击退。接着，太平军三路再攻，又没有成功。次日，太平军增至数千人，直冲猫儿山清营，遭到伏炮轰击，被迫撤回。下午，张钊率水勇进攻下关，妄图肃清漓江水面，被太平军击败。但是，洪、杨未能驱逐秦定三，打通漓江水陆通道，使撤围运动必须改道而行。不过，东线攻势麻痹了敌人，桂林城内外清军将帅，谁也没有察觉太平军的运动意图，这给洪、杨改变路线，实施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5月19日夜，太平军紧张而有计划地撤离桂林。前卫军与中路迅速渡江而东，潜师疾驰，后卫军实施多种战术诡诈，掩护主力撤出。将士起更后，炮击西门，又向文昌门、南门发动攻势，“作殿后之计”。待至五更，太平军“全行窜出。”

阿鲁特・赛尚阿

直到5月20日早晨，向荣发现太平军营空无一人，分兵追击。邹鸣鹤、向荣对追堵不感兴趣，借口“惧贼回窜”。”赛尚阿饬令向荣全力追堵，遭到邹鸣鹤、向荣抵制。他恼怒异常，一到桂林，便奏参邹、向，转嫁责任。

对太平军说来，敌人阵营的矛盾正是迅速北进的有利条件。5月20日丑刻，太平军前队抵灵田圩。昼夜兼程，“翻越山岭”，于21日“至兴安县属之海阳坪”。署兴安知县商昌闻讯即逃出县城。22日，前队数百名太平军“冲入兴安县城，焚劫衙署、监狱”，旋即撤出北进。当天，刘长清、余万清追至兴安，扎营城北岩关口，顿兵不追。夜间，太平军兼程行军。23日，后队在唐家司与清军冲突，前队向全州水陆行进，打响了全州战役。

全州战役是太平天国初兴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对当时战局发展进程与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役分两个阶段：全州攻坚战与蓑衣渡会战。

太平军迫近全州，清署知州曹燮培宣布戒严，“募壮丁三百人，日训练以备战”，并截留楚兵四百人，加上城守营兵，州城守军不过千人，曹燮培只得放弃城外阵地，集中兵力守城，并向刘长清、余万清告急求援。岂知援军直到5月26日才抵达“城北太平堡、城西鲁班桥，皆十里外牵制”，被太平军堵御，“弗能进”，坐视州城被陷。

5月24日，太平军前队乘船四五十艘，驶抵全州。因曹燮培“架炮堵守”，封锁江面，太平军船队”不能前进”，只得停泊“于全州对河扎营，分起往各村庄掳掠”，并等待陆师攻城。

5月25日，太平军主力集结，“分踞城外东、南两门船上，及西门外盘石脚、飞鸾桥，北门外等处”，水陆合围州城，“安设大炮，昼夜轰击”，组织突击队攻坚。

26日，太平军强攻攀城，被清军击退，伤亡颇重。洪、杨轻取全州希望落空，遂改变战术，一面组织小部队攻城牵制，一面在西门外“民房穴城”，开挖隧道，试行穴地攻城。

曹燮培见势危情急，缮血书向刘、余告援，毫无反应。6月3日，隧道竣工，“下置火药十六石”。洪、杨分遣一支部队，“于上风烧湿薪郁烟，城军目迷，如堕雾中”，巳刻，下令爆破总攻，“城崩二丈余”，清军或死或逃，太平军由城缺攻入，胜利占领全州。

穴地攻城的成功，标志着太平军攻坚战术水平的重大飞跃。由于火力不足，太平军很难摧毁城垣，打开攻城缺口。而今，他们找到了这一行之有效的新战术，常可制城敌于死命，逐渐成为太平军最主要、也是最有威力的攻坚战术。武昌、南京等大城市的攻取，正是这一战术实施的丰硕战果，而胜利的起点则在攻取全州。

从战役结果看，全州攻克，太平军取得了攻坚胜利。可是在战略上，耽搁了十一天宝贵时间，实在是严重失误。待至全州攻克，进军湖南的有利战机丧失殆尽，导致了连续军事挫失，事机殊感可惜。洪、杨在全州未克前已经意识到这一战略失误，太平军已经征集船只二百余艘，“无论全州攻得与否，欲直扑湘、汉。但是，这已经迟了。

江忠源

攻克全州后，洪、杨决定立即“直扑长沙”，6月4日夜，太平军撤出州城，沿湘江水陆北进。但楚勇头目江忠源已在蓑衣渡“伐树填河”，“又于江中预置桩杙”，切断了湘江航道。楚勇扎营西岸，和春驻城北，堵截太平军陆师北进，并护卫截江防线。

6月5日，太平军发现清军塞断江道，并由西岸彻夜滥轰，势难前进。洪、杨决定逼近蓑衣渡构筑防线，准备会战。当夜，太平军将二百多只船横亘江面，“泊如营垒”，与楚勇防线相峙。同时在东西滩头阵地，安设大炮，封锁清军进攻线，迎击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势。

果然，6月6日黎明，清军进犯太平军西岸阵地，遭到顽强抵御，进攻阻滞。双方相持数时，清军没有突破太平军防线。夜间，洪、杨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由湘江水陆北进的路线。6月7日，太平军西岸部队与清军继续相持，掩护主力撤出战场。

之后，太平军焚烧船只，遗弃辎重，全军改由清军未设防的东岸关，经小路陆行，翻越华黄山隘，绕道进取永州。清军追击，太平军后队在西岸节节后撤，一些船只、辎重被兵勇掳获，部分将士、妇女、家属掉队，而被清军杀戮。

蓑衣渡会战后，洪、杨有计划改变了进军路线，弃水就陆，绕道进军长沙。太平军主力并未受到损失，只是焚弃船只、辎重，目的是轻装疾进。但是，会战打乱了洪、杨的原定战略部署，不能不是一次严重的战略挫折。而且，南王冯云山不幸在会战时中炮牺牲。不过，清方把冯云山误作萧朝贵层层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