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秋收起义》） （电影《秋收起义》）

大革命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健对湖南农民运动及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倍感疑惧。共产党员、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基永有一次和他谈话，讲到了一些关于农民运动和改造旧军队的意见，何健听了竟至“毛骨悚然”。

何健的幕僚班底多为其醴陵同乡，甚至三十五军也是以醴陵的“子弟兵”为基干组成。这些高级幕僚、部下家庭富裕的很多，即便一般下级军官在家乡买田置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受了农会的气，便常到何健面前“申冤诉苦”，这无疑又进一步加深了何健对农民运动的反感情绪。

在何健的军部和其它一些集会场所，经常可以见到三三两两聚会的情景，人们谈论的也主要都是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比如说“官兵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分配了”，“某人的父亲被农会抓着戴高帽游垅（在乡村中押着游行，也叫游乡）”，乃至“湖南要实行共产共妻了”。

这其中有的是实情，但也有不少是谣言，只是在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后，便成了大家深信不疑的“事实”。

（电影《秋收起义》） （电影《秋收起义》）

种种议论和闲谈把农运、中共都推到了被诅咒的风口浪尖。有人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有人拍桌大骂共产党：“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还有人提出要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情况报告给唐生智及国民政府，以便“速予纠正”。

在湖南农民运动日趋高潮的情况下，军部官佐间流传的谣言越来越多，所能听到的议论也更多而且更为恶毒。有人公开说：“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

何健对这些议论心中有数。当时三十五军驻兵汉阳，正处于革命中心所在地，加上武汉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汪精卫、张发奎，包括何健的顶头上司唐生智这些人都在左派阵营，所以他最初没有公开其真实态度，更不会透露他自己其实也有相同的情绪和想法——别说反共和反农运，即便是反对三大政策，他都只敢以内部意见交流的方式偷偷进行。

何健的处理手法，是在中下层官佐面前仍大喊革命口号，对于伴随其左右的高级幕僚，以及同他个人关系较深的少数军、师长，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于通过其心腹推波助澜和暗中联络。

比如，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叶琪谈到共产党时，总是拍桌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他们。何健表面不动声色，过后他的参谋处长史民私下却毫不避讳地大谈特谈“叶翠公（叶琪字翠微）”的这些反共言论。

（电影《秋收起义》） （电影《秋收起义》）

（节选自关河五十州《建军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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