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江西苏区艰苦奋斗之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盲动思想又一次抬头。6月，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命令各路红军攻打长沙、南昌、九江、武汉。
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和指示，彭德怀指挥湘鄂赣边区的红三军团于7月27日夺取长沙。国民党湖南政府主席何键只带随身马弁狼狈渡河，后乘小船逃往沉江。8月5日，红军在何键的大举反攻下，红军主动撤离长沙。
8月24日，红军总前委根据中央意图，作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但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攻城战斗中，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军干部，主动撤出了进攻长沙的战斗，安全返回到赣南根据地。
红军撤离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展开了疯狂报复！他在湖南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并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
杨开慧和毛泽东1920年底结婚后，一直过着颠沛流连的生活。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开慧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从此，夫妻二人天各一方，苏区与白区，俨然阴阳两界。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爱，更是难以言喻。开慧知道，与毛泽东再次见面，难于上青天。所以，她把她的爱，倾诉在字里行间，藏在墙缝屋角。她认为，这感情的记载，终会传到毛泽东手里，那就死而无憾了。实际上，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七篇散记。而最后一篇直至1990年再度修缮她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霍然露出，那是1930年1月28日写的，是她就义前十个月的手迹，字字看来皆是血：
几天睡不着，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有信，天天等。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还通过地下渠道，鸿雁传书，给开慧带去无限的慰藉。井冈山上“才到初秋霜已降，每逢春尽雪方消”，毛泽东在信中说，山上气温低，可战士们还穿着秋收起义时的单薄装束，自己还穿着草鞋行军，脚被磨破溃烂了……
杨开慧接到这封信，便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偶感》一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翔，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
192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6岁生日，杨开慧下了面条，遥祝夫婿平安健康。待孩子们睡下，她在桐油灯下铺上毛边纸，继续写她的散记。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原件字迹不清——作者注）家人烧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原件字迹不清——作者注）死方休。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杨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余人。因此，她好似生活在虎口和魔掌之间，随时都有性命之虞。
1929年2月2日黎明，红军军部突被刘士毅部包围。这时朱德正在指挥红军与刘士毅部激战。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同志冲出了包围圈而脱险，率领一部分红军战士从另一个方向袭击敌人，把敌人引向自己。
天亮了，红四军冲出包围圈，而伍若兰寡不敌众，受伤被捕。敌人把她押解到赣州，刘士毅还电告蒋介石邀功请赏，并想从她的口中得到红军的机密。敌人问： “朱德、毛泽东在哪里?”伍答： “在红军里，在人民心里！”又问： “你为什么当土匪?”伍怒斥道： “真正的土匪是你们！我是共产党，是革命者,要消灭你们这伙反动派！”敌人用绳子吊她，用杠子压，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都未能动摇伍若兰的革命信念。她说： “革命一定会成功，你们一定要灭亡！” “要想从我嘴里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除非日从西方出，赣江水倒流！”
年仅26岁的伍若兰，于1929年2月12日被敌人杀害于赣州市的卫府里。更令人发指的是，敌人还将她的头颅押送到湖南长沙城示众。
朱德妻子伍若兰的头颅在长沙城示众，正好被杨开慧所目睹。这对杨开慧而言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只是，他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其时，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经过反复思量，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
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杨开慧写这封信之时，可谓泪眼婆娑，心肝俱裂。
杨开慧的担忧在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城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1930年10月24日晚，化装成贩卖陶罐的小商人并在板仓一带盯梢的密探国民党余连珊，领着何键武术训练班教官、长沙县福临乡乡长范瑾熙等60多个清乡队员，像恶狼一样冲进了长沙县板仓的杨宅，将杨开慧和八岁的毛岸英以及保姆陈玉英，一并用当时农村流行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一路吱吱呀呀地推到了长沙城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
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 “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 “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
杨开慧说： “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者再问： “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后，绝不再言： “我的话说完了。”
杨开慧入狱后，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青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杨昌济老友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名流营救杨开慧。他们曾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何键，嘱其缓刑。
号称“杀人魔王”的何键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并未在狱中对杨开慧施以重刑。何键“优待”杨开慧，一方面与章士钊等人的营救分不开，另一方面因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 “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
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然而，深爱毛泽东的杨开慧则毅然回答：
“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自从《晚晚报》采访员与杨开慧那番对话后，杨开慧就已经意识就义将近。住在长沙的杨开慧的六舅妈严嘉曾托住在离监狱不远的堂兄向澍霖，打听狱中动态，以便相机行事。她还带着女儿探监送物，传递消息。杨开慧对他们说： “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劝降不了杨开慧，外部压力又很大，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他一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一面通过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并叫嚣什么 “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
何键本欲将杨开慧“斩首示众”，后改为“枪决、暴尸三日”。何键命令特务营四连二排，执行枪杀杨开慧的任务。
1930年11月14日，秋风肃杀。这天早饭以后，特务四连的值星官、也是监斩官之一的晏国务不断地吹哨子，边发号施令： “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荷枪实弹分两列面对面站立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尽头的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长方条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标子”，白色的纸上已写好了“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十个粗黑的大字。 “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面有一汪血红的墨汁。
不久，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押来了杨开慧。此时，杨开慧仍旧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
李琼板着面孔，向扶绑的罗国林、姚楚忠做了个手势，二人给杨开慧松绑，然后，脱下杨开慧的青色毛衣和旗袍，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单薄内衣。
李琼拿出一张状子向杨开慧宣读了，接着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标子”上白纸黑字的“杨开慧”三字从上至下一笔勾下，随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标子”扔到地上，旁若无人地掉头走进了里屋。
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行刑的队伍从位于教育坪的清乡司令部出来，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留了片刻。此时，特务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部黄包车，他们将杨开慧架到车上坐下，爬到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号兵谭青云和唐冬初，后面是晏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他们骑着大黄马，杀气腾腾。马后，便是坐在黄包车上的杨开慧，在她的身后，是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
经过近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伍出了浏阳门，马路那边便是丘陵山地识字岭了。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大义凛然的杨开慧用她那特有的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她从容地步下黄包车，径直走向一较高的坟堆。
此刻，秋野一片荒凉。晏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杨开慧的后背“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保云低着头凶狠地看了一眼杨开慧的遗体，便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开。
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遗体松开绳索，而后紧随大队人马扬长而去。
中午，行刑的人大打牙祭。刚刚吃了饭，卫兵向晏国务报告： “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晏国务当即命令道： “副目姚楚忠，你去补枪！”
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字岭。他看到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人尚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使杨开慧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竟然留下了两个大坑！但冷血的姚楚忠见此并没有半点怜悯，而是朝杨开慧举起了罪恶的驳壳枪……
这一年，杨开慧年仅29岁。
是日夜，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识字岭，找到杨开慧僵硬的遗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 “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
此时，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彻夜未眠。他寄信给杨家，哀叹道：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与此同时，毛泽东寄去30块银元，委托杨家人以杨开慧的三个儿子名义立碑，墓碑上刻着：
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岸青、岸龙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
新中国建立后，杀害杨开慧的刽子手姚楚忠一直潜伏了下来。
1970年初，姚楚忠在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劳动改造时，将他杀害杨开慧的情形全部坦白了出来。毛泽东的“骄杨”杨开慧就义时的惨烈悲壮场面，于是被真实地记录进了历史的卷宗。
1974年7月，姚楚忠被醴陵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