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安排是对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

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战后，《凡尔赛和约》奠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了以之为中心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因而，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劳合·乔治曾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

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跟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既相互冲突又互制的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势力均衡”的旧传统以及“光荣孤立”的影子令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德反法”。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他们的欧洲霸权。

其次：以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面对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对于英国来讲，积极反苏反共也是其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跟日益反苏的趋向，其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特别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在他们看来，“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要是将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令苏德之间产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跟利益便可以安然无恙，欧洲均势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于是，张伯伦自鸣得意，将《慕尼黑协定》吹嘘成“辉煌的胜利”，以为“祸水东引”已告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全不卷入了”。而对于三国轴心的成立，英国更是毫无警觉，因为在他们看来，联系三国的纽带是《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反苏反共正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

出于嫁祸于人的初衷，英国自然对德百般纵容，绥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词。

再次：不战而和，维护霸主权益。如果说反战求和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思潮，那么，不战而和则是上层建筑一种侥幸的政治追求。一战中，英国的损失是无与伦比的。且战争还导致了英国社会的动荡，特别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统治阶级也不敢奢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担心战争会动摇他们的霸主地位，不敢跟侵略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将毁灭富裕的有闲阶级，于是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由此可见，对于统治阶级本身来讲，“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能维持霸主地位的稳定，是一种漂亮的借口。

当然，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息事宁人的怀柔外交政策，通过避免战争，能够防止战患的进一步摧残。但这却是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助长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以至达到不断满足侵略者扩张领土的欲望以求避战的境地，这就是“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也为英国在二战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埋下了祸根。然而，张伯伦却说：“我们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引以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如果绥靖获得成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欧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严重的挑战。”

显而易见，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种维护霸权的手段。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静，熄灭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牺牲局部利益和他国利益，并以此为条件而与德国达成政治交易，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势力与影响以及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英国经济实力的不济和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当局统治者的诸多考虑，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国际环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也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态势，使英国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妥协避让。然而，也正是这多种因素的重合，历史才走向了“绥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