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一个封尘已久的旧信件重现光天化日，打破了沈醉数十年的平静生活。这封信来自一个名叫曾庆云的女人，她的丈夫，张静甫，曾是国民党著名军官，也是沈醉的老部下。1951年，张静甫因被控杀害抗日名将杨虎城而遭到枪决。

这封信不仅仅是一份申冤，请愿书，更是一份揭露多年政治阴谋的窗口。信中曾庆云坚称，张静甫是无辜的，而真相，被岁月尘封，等待重见天日。随着沈醉的重新调查，一段被误解的历史渐渐浮出水面。

杨虎城将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占据着非凡的位置，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以及国内政治变革中的活跃角色。然而，他的一生最终在一场政治暗杀中落幕。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日益溃败，杨虎城的命运也走到了一个悲剧性的节点。

张静甫，原为国民党的军医，与杨虎城有过数年的交往。两人在贵阳期间的接触，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张静甫不仅是杨虎城的医生，还多次作为其个人联络人，处理各类私人和官方事务。

在国民党的档案中，张静甫的名字与杨虎城的案件频繁出现在一起，两人之间的联系似乎密不可分。随着1949年国民政府的垮台步伐加速，蒋介石为了消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下令秘密处理一些被视为政治威胁的人物，其中就包括了杨虎城。

杨虎城由于其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以及后续与共产党的某种程度上的默契合作，早已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在政治局势日益动荡的背景下，他的存在被认为可能引发更多的政治复杂性。

据1949年的一份国民党内部通讯显示，张静甫被指派为执行将杨虎城从贵阳安全转移至重庆的任务。这份任务在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杨虎城，实际上却隐藏了暗杀的目的。杨虎城在贵阳的住所多次接到所谓的“转移通知”，而这些通知中大多带有张静甫的签名或批注。

1949年9月，杨虎城在一份看似正常的转移计划中被诱至重庆。据后来解密的军事文件和目击者证词显示，杨虎城到达重庆的当天，就在一个看似安全的会面地点被埋伏的特务所杀。而张静甫作为杨虎城的直接联络人，自然被视为关键嫌疑人。

事后，国民党的官方文件将杨虎城的死直接与张静甫联系在一起，指控他为杀害杨虎城的主谋之一。此外，张静甫在杨虎城被杀后不久，被记录为领取了一笔赏金。这笔赏金据称是对其“完成任务”的奖励。

这一记录进一步加固了其与杨虎城暗杀案的直接联系。然而，这笔赏金的真实性和用途在后来的调查中变得颇具争议，有证据表明，这可能是一场误解或是被操作的政治陷阱。

1985年，一封来自曾庆云的信件抵达了沈醉的手中，此人乃张静甫的遗孀。信中，曾庆云坚称其丈夫被冤枉，张静甫并非杀害杨虎城的凶手。这封信重提了国民党内部由于1949年杨虎城将军死亡案件而埋藏的秘密。

沈醉，作为当年处理张静甫案件的关键人物，深知其中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曾庆云在信中提到了多个未被当初调查充分考虑的细节，特别指出了张静甫在事件发生时的不在场证明，以及一些被忽视的其他潜在嫌疑人。

这些信息对沈醉来说是新的视角，挑战了他多年来对此案的理解。据了解，张静甫在杨虎城被害的关键时间，并不在事件发生地点重庆，而是有可靠的证据显示他当时在贵阳。

曾庆云的信还提出了对当年处理案件的程序存在疑问，包括一些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信中所引述的证据，例如通信记录和目击者的证词，都与张静甫直接参与杀害杨虎城的官方说法相悖。

这些证据指向了一种可能性：张静甫或许是被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真实目的被隐藏了多年。受此信件启发，沈醉开始重新审视张静甫案件的相关文件和证据。他联系了一些当年的同事和参与调查的法律专家，寻求重新评估案件的可能性。

沈醉特别注意到了当年审判记录中一些关键证据的处理方式，这些处理方式在今天看来可能存在偏差或错误。沈醉还审查了张静甫领赏金的记录，这是当年定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赏金据说是对张静甫刺杀杨虎城的奖励，但根据曾庆云的说法，那笔钱实际上与其他国民党内部的资金流动相关，与杨虎城的死无直接联系。这一发现引起了沈醉的强烈关注，因为它可能意味着张静甫是被错误地牵连进了一起政治谋杀案。

这些新发现促使沈醉决定采取行动。他开始与其他有经验的法律和历史专家合作，组成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重新调查张静甫案件。这一团队致力于梳理案件的每个细节，从法律程序到证据的收集和分析，无一不被重新评估。

沈醉和他的团队意识到，这场重新调查不仅是为了张静甫的正义，也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刻反省。

启动重新调查张静甫案件的过程充满挑战。沈醉和他的团队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面临着从政治到技术层面的多重难题。首先，他们必须收集和重新评估所有旧证据，这包括了对那些年代久远的证人证词的核实，以及重新分析当时的物证。

特别是那些被忽略或误解的证据，需要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更精确的分析。沈醉团队首先对当年的调查档案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他们发现，许多关键证据在当初的调查中处理不当，甚至有些重要文件遗失或未被认真对待。

例如，张静甫在杨虎城被杀害当天的行踪记录存在疑点，原始文件显示他当时可能并不在重庆，而是在另一个城市，这与之前的官方说法明显相悖。接下来，团队调查了与张静甫领赏金有关的所有记录。

通过对银行记录和当时的财政文件的详细审查，他们发现了一些与案件相关的财务不规范行为，这些不规范行为表明，赏金的支付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程序。此外，这笔所谓的“赏金”可能实际上是国民党用于内部清算的一种常规资金流动。

此外，团队还审查了当年的法律程序。他们发现，张静甫的审判过程急于求成，许多法律程序被明显忽视或简化，这严重影响了判决的公正性。审判记录显示，关键证人的证词存在矛盾，而且一些证人后来撤回了其证词，称之前是在压力下作证。

为了验证这些新发现，沈醉的团队还采访了几位当年的关键证人。这些证人包括当年的法官、检察官以及一些知情的政府官员。通过这些访谈，团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重构案件的真实情况。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沈醉的团队整理出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不仅梳理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还指出了原审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张静甫案件的原判决存在多处疑点，建议重新审理此案。

根据沈醉团队的彻底调查，出现了一些有力的证据，足以对张静甫案件的原判决提出质疑。这些新发现推动了法院对此案的复审。

复审过程中，法院详细审查了沈醉团队提交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中包括了大量更新的证据和证人证词，特别是对那些原审中被忽略或误解的证据进行了重新评估。在复审期间，法院重新审理了关于张静甫在杨虎城被杀害当天的行踪的证据。

调查显示，张静甫实际上在事件发生时并未在重庆，而是可以证明他在另一个地方。此外，对张静甫领取赏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财务审查，发现所谓的赏金实际上与他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属于一次普通的行政支出，与杀害杨虎城无关。

复审中还对原审判中使用的证人证词进行了重新评价。其中一些证人在新的审讯中改变了他们的证词，或者对原来的证词提供了新的解释。这些变化的证词为张静甫的无辜提供了更多支持。

法院特别注意了一份证人的证词，该证人在原审中指控张静甫有罪，但后来证实该证人是在压力下作出了不真实的陈述。此外，复审过程中引入了新的技术证据，包括当时的通信记录和其他相关文件，这些都指向了张静甫与杀害杨虎城事件的脱节。

这些新证据在法庭上被详细讨论，并由专家进行了解读，进一步支持了张静甫的无辜。在进行了数月的审理后，法院最终作出了决定，根据新的证据和调查结果，法院认为张静甫在杨虎城被杀害案中的罪名站不住脚。

因此，法院宣布撤销对张静甫的所有指控，并正式宣布其无罪。



来自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省息烽县史志办公室等合编.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18辑 息烽集中营[M].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