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古代史上的清官，北宋名臣包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被老百姓称之为“包青天”。他的形象几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封建王朝时期清官的典范，受到历朝历代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推崇。包拯一生弹劾过很多官员，上至宰相贵戚，下至州县官吏，留下了“包弹”的赫赫威名。在他弹劾官员的案子中，要数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逵的案子是最为坎坷的，也是包拯的成名之作。当时包拯连续多次弹劾王逵鱼肉百姓，却被朝廷重臣无视，弹劾的奏章石沉大海。他居然先后用了七次弹劾才将王逵罢官，实在是让人感到惊讶。

每当回顾这个历史故事时，很多人对包拯的锲而不舍感到敬佩，也对他为百姓所做出的努力感到万分的感谢。但是在史书上推崇包拯时，却很少有人明白的写出此案背后的玄机。王逵作为荆湖南路的转运使，也算是封疆大吏，在地方上有着极大的权威。但是包拯作为监察御史，在朝廷中多次弹劾王逵鱼肉百姓的行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实在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王逵受到朝廷重臣们的一致庇护，尤其是宰相陈执中和贾昌朝的包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此问题来了，王逵不过的地方要员，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保护伞呢？

此案发生在宋仁宗赵祯的庆历三年之后，当时包拯调任监察御史，开始了包青天弹劾达官贵人的传说。王逵案是包拯出任监察御史初期遇到的一个大难题，也是奠定他作为台谏系统首席官员的大案。王逵是荆湖南路的转运使，是这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宋初，转运使只是临时派驻地方办理军需的官职，任务完成后就会撤销。后来随着地方事务的繁忙和膨胀，转运使的权力越来越大。除了掌握本职所在的财赋大权外，还兼领着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本来从宋真宗时代开始，朝廷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来分割转运使的权力，但王逵当荆湖南路转运使时几乎不起作用。王逵将手下的这些机构完全架空了，荆湖南路就成了他的一言堂。他规定在春、秋两税之外，另立税目，多征粮款达三十余万贯，以“羡余”之名上缴到朝廷后，还用此贿赂京官。王逵因此得到了朝廷的嘉奖，但也增加了荆湖南路无数百姓的生活压力。很多百姓为了缴纳税款只得倾家荡产，最终被逼无奈躲入山洞或者揭竿而起，反抗苛政。王逵就派兵平反，并对反抗者滥用酷刑。

因为有着宰相陈执中、贾昌朝等人的庇护，王逵得罪行即便被告到朝廷，也是大罪轻罚，过不了多久就官复原职。后来在陈执中、贾昌朝等人的推荐下，王逵又出任江南西路转运使，他上任后果断将荆湖南路那套搞到江南西路复制，于是江南西路的百姓民不聊生。包拯搜集了王逵在两任转运使上的恶劣行径，上书弹劾王逵“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但这封奏章并没有得到重视，被交给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李道宁处理。李道宁本就是王逵的属官，怎么可能秉公执法，于是这次弹劾石沉大海。

不久后包拯第二次弹劾，这次他连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一起弹劾。这次王逵再次受到朝廷的庇护，李道宁被调任泸州知府，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直接被王逵兼任了。于是王逵就更加猖狂了，他怀疑洪州知府卞咸告发自己，便派人将与之相关的五六百人监禁起来。王逵对卞咸的打击报复传到东京汴梁，朝廷上下沸沸扬扬，这下彻底激怒了包拯。包拯于是进行了第三次弹劾，宋仁宗赵祯和两位宰相承受不住朝野压力，只能将王逵降职为徐州知州。但没过多久，他们又将王逵复起，让其出任淮南转运使。

王逵复起之后，朝野再次议论纷纷，刚刚担任知谏院包拯再次发动弹劾。这一次朝廷没有回应，包拯见朝廷有包庇之意又发动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弹劾。尤其是在第六次弹劾时，包拯直接坦言朝廷包庇酷吏，坐视王逵鱼肉百姓。他甚至直接指责宋仁宗赵祯，说他任用王逵为转运使，就是让他去残害那一路的百姓。第七次弹劾直接送到了赵祯面前，赵祯终于扛不住了，才罢了王逵的官。此后朝廷再也不敢重用王逵，王逵只能担任一些如兵马钤辖、知州之类的中层官员，不再出任转运使。后来王逵只能以尚书兵部郎中致仕。

王逵在三任转运使的任上胡作非为，鱼肉盘剥百姓，不但被弹劾不倒，而且还变本加厉的向告发的官员和百姓抱负，这才朝野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但以包拯台谏系统二把手的高位，也需要连续七次弹劾才能将其拿下，可见其后台的强硬。这之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便是陈执中和贾昌朝两位宰相，而宋仁宗赵祯也对朝廷包庇王逵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这让很多人疑惑，王逵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如此多的朝廷要员包庇他？在他打击报复告发的官员百姓的情况下，两位宰相居然还能保举他做淮南转运使，实在是不可思议。

很多人认为王逵做所以作恶多端还屹立不倒，主要是和陈执中、贾昌朝的关系好。赵祯之所以没有对王逵案重视，也是相信了两个宰相的说辞。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抓住重点，王逵案的核心并不在于两位宰相和皇帝对他的庇护，而是北宋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

王逵就是一个地方大员，为什么会逼得朝廷上下迫不得已呢？其中的原因还是要从北宋的积弊“三冗”说起，这是朝廷重用王逵的根源所在。“三冗”指的是，冗兵、冗官和冗费，是北宋社会的三大顽疾，也称为北宋最终走向崩溃的内在原因。当时的北宋朝廷重用王逵，就是想用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三冗问题从北宋建国以来就存在，到了宋仁宗中期的时候问题严重到极点。冗兵问题的根源是从北宋对辽国用兵开始的，由于辽国军事上比北宋强，而且占据燕云十六州的优势，所以北宋需要大量的士兵防御北方战线。到了宋仁宗时期，西夏李元昊称帝，频频东侵北宋，于是宋夏战争就需要更多的兵员作战。这些兵员的征募、训练、装备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再加上澶渊之盟后与辽国签订了协议，每年给辽国几十万岁币。这就同时造成了冗兵和冗费两个大坑，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财政也逐渐枯竭。

由于在残唐五代十国时代出现了军阀藩镇格局和官僚集团垄断朝廷政治的事情，所以北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从建国开始就采取了官僚互相制衡策略。这个策略要求官僚机构设置职能交叉设置、增添很多不必要的监督性和荣誉性的官位，于是北宋的官员群体迅速膨胀。据处略统计，从宋真宗时期到宋仁宗中期，北宋官员数量从九千增加到一万七，而且增速越来越快。北宋又是搞高薪养廉的政策，官员的薪俸远超之前各朝代，这也为朝廷带来极大的冗费的压力。到了宋仁宗中期，三冗问题集中爆发，成了国家不得不解决的毒瘤。

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名臣范仲淹首先提出了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到了宋仁宗赵祯的支持，并且大量的青年官员加入其中，比如后来声名赫赫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范仲淹的策略是先从冗官问题开始，解决了冗官问题，就能解决一半的冗费问题。西夏还在打仗，辽国方面也不平静，冗兵暂时不能解决，军费问题也不好削减。但是这个方案被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势力阻挡，受到大量北宋权贵的抵制，最终不到两年便半途而废。庆历新政失败后，三冗问题更加严重，所以赵祯任命陈执中和贾昌朝为宰相，继续解决三冗问题。

三冗问题最大的直接体现在财政枯竭，解决不了冗官和冗兵，就解决不了冗费，财政就会继续枯竭。陈致中和贾昌朝为了维持财政开销，纵容各地的转运使扩大对地方财政税收的盘剥，其中王逵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王逵秉承两位宰相的意志，扩大在地方的税收范围，以满足朝廷财政的需求。他在荆湖南路转运使任上，一年多上缴财政三十万，这就极大的缓解了朝廷财政的压力。要知道澶渊之盟中，北宋给辽国岁币签订的也才三十万，后来虽然略有增加，也不会超过五十万。如果一路能多三十万，整个北宋能多上缴数百万贯。

面对这样的财税诱惑，不但陈执中和贾昌朝两位宰相忍不住，就是宋仁宗赵祯本人也忍不住。他们反复将王逵往转运使的位置上放，就是想要以他为典型，促使别的转运使效仿，大家一起给朝廷创收。这种做法是典型的竭泽而渔，不但伤害了百姓，也会引发大规模的动荡。宋仁宗时期的贝州王则起义、沂州王伦起义，便是在地方官吏的盘剥下激发的。如果长此以往，对于北宋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包拯对王逵发起弹劾，不只是针对他本人，也是针对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他明面上弹劾王逵，暗中是对着皇帝和宰相去的。

最终在内外压力之下，包拯锲而不舍的七次弹劾，尤其是第六次和第七次对准了宰相和皇帝，已经直接撕破脸皮了。再加上这种措施引发的地方起义此起彼伏，赵祯不得不妥协，将王逵罢官免职。此事让包拯名声大振，在朝廷中建立起了台谏系统官员之首的形象，“包弹”之声名震天下。后来包拯相继弹劾了宋庠、张方平、张尧佐等宰相贵戚，更是让他成为不能惹的存在。在包拯带领下，唐介等台谏官员也非常强悍，弹劾宰相毫无顾忌，这让逐渐陷入腐败的宋仁宗朝廷大为改观，也整顿了北宋官场的风气。

从中国历史看，包拯能成为历代清官之首，与魏征并称的两大台谏官员，是与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一心为了百姓，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将朝廷的长远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上，才让他有如此的勇气和毅力弹劾王逵。如果是普通的御史，如果知道王逵的所作所为是皇帝和宰相默许时，恐怕早就失去了勇气，更不要说锲而不舍的七次弹劾了。他的这种做法代表这我国古代官员的最坚硬的风骨，也称为爱民如子的清官的经典形象。百姓们爱戴他，崇敬他，称他为“包青天”，可以说是无上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