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变故，这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波谲云诡的世界局势中一颗打破表面平静的落石，这是由当时中华的几位领导者将部分野心势力的变故升华成民族团结的一次伟大契机。

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风暴，在1936年的深冬突然袭来，让整个中华大地都为之震撼。在那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间段，全国乃至世界的各种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张学良和杨虎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如同闪电划破黑暗的天空，成功将当时所有的矛盾焦点都引到了自己身上。他们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剿灭共产党的计划。

西安事变

这一事件的发生，让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和危机之中。各方的政治力量，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争夺对这个事件的掌控权以及取得事件之后的主动权。张学良和杨虎城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将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将会扭转华夏未来数百年历史之走向。不过，他们在这次事件中却实实在在发挥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亲自前往西安，与各方进行谈判，为和平解决此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智慧和勇气，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解决国内矛盾的坚定决心和努力。最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最终在东方首先开始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壮举。从1937年7月7日开始，我们便率先展开了全面抗战，在东方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独自对抗法西斯帝国主义两年，直到1939年9月二战爆发，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了不容忽略的重要作用。而西安事变，正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推动。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之后，东北军和日本势力在东北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乱局之间，曾经的纨绔子弟少帅张学良被历史推到了历史的最前台，成为当时全国最强的东北军的领袖，掌握着全国最好的工商业、制造业和基础建设的东北地区。而当时南方则是群雄混乱中孕育着新生，蒋介石的二次北伐已经直抵奉系军阀的核心控制区域，张学良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没有与蒋介石对抗的勇气，也或许不想打仗。

张学良

于是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中国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而奉系势力自此失去了在中国政坛的巨大影响力。然而随后，南方再度发生巨大转变，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内讧，中原大战爆发。这本是坐镇东北，拥有全国最强陆海空军装备，且具备独立工业体系的张学良一次入主中原的机会。

不过，张学良还是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那就是战术性骑墙，坐观两边成败，博取最大利益，最终选择了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随着张学良的态度确定，中原大战就此结束，冯玉祥和阎锡山失败，自此失去了在中国政坛的重要影响力。而张学良却因此大获成功，成为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还获取了北方铁路的权益，整个黄河以北全成为了张学良的势力范围，其坐镇北平行辕，指点江山，风光无限，妥妥的中国二号人物，其南下走访南京，国民党政府要员几乎全部出动到江边迎接，所到之处和蒋介石并肩而立，这算是张学良人生中的最高峰。

然而，自古以来盛衰之数总是跌宕起伏，经历了1930年的风光之后，在1931年下半年，走向了下坡路，只因为日本进入了军国主义时代，开始了大肆侵略东北的举措，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炸坏沈阳北部柳条湖，突袭沈阳北大营，公然制造军事对抗，东北军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率领精锐的20万东北军退守关内，将3000万同胞和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给只有一万多人的关东军。

自此之后，张学良和东北军受尽千夫所指和全国人民的唾骂，自此军心和士气散尽，成为了全国百姓口诛笔伐的对象，战斗力直线下滑。再加上失去东北根基之后，东北军的军饷、配置、装备、训练、人才等等都跟不上，很快就沦为了二流队伍。短短数年，张学良从黄河以北的话事人，走到了中国政坛的边缘，甚至连阎锡山都不如，这样的落差，让心高气傲的少帅如何接受，于是张学良便想着再做一件大事，让自己重新站到时代的风口浪尖。

而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方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从东南到西南，再转到大西北，并在陕北和陇东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从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转到了南京政府控制力相对薄弱，且当地军阀势力混乱的西北，算是勉强盘活了整个棋局。

长征胜利

然而，在稳固陕甘宁之前，还需要经历一波战火的洗礼，那就是需要顶住蒋介石的对新根据地的围剿，中央政府为了转移矛盾，在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引发了全国轰动，对很多地方势力也造成了重要影响。但是面对红军的危局，蒋介石却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于是组织大军进行围攻。

在西安方面军作战不利的情况下，1935年，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闲散四处的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剿共，张学良很高兴得到立功机会。然而入关四五年后的东北军，早已失去了当年威猛善战的面貌，在历经百战洗礼后的精锐红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一个月后，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接二连三的失利，严重打击了张学良的自信心，从主动进攻转入对峙和防御。

直罗镇之战

面对张学良军队的不作为，外加上日军兵临北京之下，几个月的内战不利，让很多进步青年开始质疑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内外压力巨大，蒋介石多次亲自前往西安督战，而孤身离开大本营，前往鱼龙混杂各方势力齐聚的西北，本身就是一次巨大冒险。

到了1936年，东北军在军事上仍然毫无作为，全国各方军阀都开始了躁动，很多都举起支持抗战的义旗，中共中央更是多次提出构建抗日统一阵线的方针政策，张学良的内外压力之下，心思有了转变，开始转头站队共产党的政策，这当中肯定有打不过的缘故，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10月，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表示强烈反对，要求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抗日，当时蒋介石大怒，同时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当时张学良的想法大概是想从剿共这件事上抽身，首先出兵抗日，从此再度站上历史潮流的最前沿。

蒋介石北上督战‍

蒋介石当时的想法自然是趁红军薄弱且立足不稳，一鼓作气以绝后患，12月11日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张学良再一次成为弃子，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张学良也怒不可遏，于是当晚就召集了同样不得志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两人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当日深夜到次日凌晨，震动全球的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和西北军联手抓捕了蒋介石，并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国民政府重要的笔杆子邵元冲遇难。12日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要求改组国民政府等八项主张。

本来中共中央觉得可以借此事大有可为，但是此时，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却出于自身利益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考虑，认为当下的中国只有蒋介石有能力统领全国势力对抗日本侵略。于是通电批评了杨虎城和张学良的政变行为，要求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联合蒋介石抗日，并释放蒋介石。出于对全民族未来的考虑，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一提议，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次日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妥善解决，基本是实现了复核全民族最佳利益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西安事变前夕

后世对于西安事变的评价，多是高度赞誉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促成了抗日同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但是抗日不抗日，怎么抗日，以什么抗日，抗日到什么程度，还有怎么思考国家和全民族未来，怎样决定民族的未来！岂是张、杨之辈能够决定和影响的？什么兵谏哗变，什么大义凛然，不如庐山会议一篇“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的《抗战宣言》有用。

西安事变对中国未来的最大影响力，应该是让绝境中的我党，绝处逢生！

1935年到1936年，国民党进攻刚会师陇东和陕北的共产党的决心和力度可谓是空前的，而刚在陕北立足的红军却格外艰难，首先经过长征的消耗，红军在陕北实力相对薄弱，军事装备也消耗严重，得不到补充，而且陕北贫瘠，粮草弹药和军需用品补充困难。

更严重的是，由于早些时间，西路军向西北方向打通苏联的努力惨败，几乎全军覆灭，导致了红军没有了外援，被围困在了陕北一隅。西安方向是东北军，以及即将北上的中央军，东方是实力强劲、兵精粮足还财大气粗的阎锡山，北边是扫平绥远手握精锐的傅作义，西边就不必说了，西北群狼马家军的实力不是当时只有两三万人的红军能够匹敌的，再加上长城一线还有中央军精锐大部队。

中央红军在陕北‍

所以1935年到1936年，红军的处境相当危险，若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红色星火可能就在陕北失去了光亮。

而这七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以西安事变的最大历史功绩，是让我们伟大的党在绝境中涅槃重生，最终成为了拯救华夏民族命运的熊熊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