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的历史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06-28 14:46:37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识和进步的民族史观,从探究民族共同发展、同为一体的高度,系统记载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为很好地处理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创民族大一统体例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为华夏周边民族立传,分别为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和大宛等民族叙写史传。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记述了这些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以及它们与汉武帝时期中原华夏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史记》中的民族列传,是中国古籍中最早、最完整地记载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情况且最可靠、最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同时,在这些民族史传的书写中,也体现出司马迁有意开创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体例构想。

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完整的构想:华夏周边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都是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必然走向统一。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此有明确表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从司马迁书写这些民族史传的意图可以看出,他把这些民族都作为汉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写,他们是汉之藩臣、汉之臣民,甚至是汉之四方藩守屏障。因此,司马迁打破了董仲舒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的名伦次序,将少数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列传交错等列。将《匈奴列传》放在李广与卫青、霍去病列传中间,《西南夷列传》紧接着是《司马相如列传》,这种安排是因为李广和卫青、霍去病是征匈奴的名将,而司马相如力主通西南夷。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更是有他的独到考量,该传内容首尾皆叙大宛,而中亚、西亚各国的情况穿插其间。以大宛为分界,大宛以东,敦煌以西,司马迁认为是匈奴之地,属国内民族;大宛以西,至中亚、西亚列国,是外国,故附入《大宛列传》中。司马迁用这种因事相连的排序方法,充分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有关大一统史识义例的突出。本篇还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阿富汗)见到从身毒(印度)输入的邛竹杖和蜀布,更说明当时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

诸族同源的大一统观念

司马迁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是兄弟。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如吴、楚、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都是黄帝的子孙,与黄帝是一家人。《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东越列传》记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盖禹之余烈也。”《朝鲜列传》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西南夷列传》记载:“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各民族在世系上都与华夏民族有联系,是同宗同源。

司马迁排除异说是有深意的,即中国境内各民族都归属黄帝子孙,就是要建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他看来,整个中国各民族的先祖就是黄帝,整个天下是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秦汉时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一统局面已经形成。司马迁的这种民族观为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书写民族史传的深远意义

司马迁通过书写民族史传,表现出进步的民族观,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史记》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异域”的内外界限,打破了华夏独尊的历史书写,把各民族视为一个统一的、密切联系的整体,作为天子臣民,他们是平等的。司马迁主张民族等列,各民族之间应相互尊重,友好往来。他把六篇民族史传有机地安排在“七十列传”里,融为一体。在每篇民族史传里,既写其民族的发展史、民族习俗,也写与汉族的关系史,写他们遵守职责、藩卫汉朝的事迹,表现出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还表现在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方面。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基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承秦制,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联系更密切,但西汉政权仍然面临着“四夷”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因此,安定“四夷”,巩固西汉中央集权,维护其统一天下仍然是首要任务。汉初,对周边民族采用安抚政策,对西南夷和两越采取置国封王策略,对匈奴采用“和亲”政策,避免汉匈大规模的战争,促进了中原与匈奴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但“和亲”并没有彻底消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为了解决边患,从公元前133年到前119年,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十余次反击战,结果造成双方巨大损失。对此,司马迁从国家能否富裕强盛的角度,对西汉初期的“和亲”给予了赞扬,他主张治国必须有一个和平的边境环境,“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天下殷富”。

总之,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将周边民族史传放在列传里叙写,不仅表现其民族一统的思想,而且有意识地将华夏周边民族作为华夏民族统一体的一部分来看待。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都是作为天子臣民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并且各民族必然走向统一。《史记》的这种体例安排对后世史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史记》之后的史书,大多为少数民族立传,并将少数民族视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大一统精神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8日第2922期

作者:高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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