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到达皖南宣城，其任务是收容和整理在淞沪会战中溃退下来的部队。此时日军已开始向南京攻击前进，一度反蒋的湘军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总司令，但能够调集起来尚有战斗力的守城部队不超过15万人，由此可见，整顿参加上海作战的其他50万败军是何等重要。

次日凌晨，陈诚的指挥所便遭日机轰炸，当场阵亡三名卫兵和重伤二名参谋，而陈诚本人毫发无伤，因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南京已经陷落两个月，在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显然就是“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

日寇“华中派遣军”为实施武汉攻略特别组建了第11军，下辖五个师团和一个支队、两个重炮旅团，从关东军调来冈村宁次中将担任军司令官，负责沿长江两岸向西攻击；同时以第2军从大别山两麓迂回武汉以北，近30万日军自6月11日奔袭安庆开始正式实施战役，扬言在8月15日之前拿下武汉。

蒋瑞元‍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搬迁至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当然就在武汉坐镇，因此武汉保卫战真正的战役指挥实际是蒋介石本人。当时云集在武汉外围及内线防御阵地的中国军队高达100万人，必要的指挥层级还是需要健全的，年初蒋介石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决计选派嫡系将领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从而顺畅指挥和掌握部队。

按道理这一职务应该归于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当时的军委会“四巨头”分别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去掉桂系的白崇禧和晋绥军出身的徐永昌，既然放弃黄埔系的何应钦，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着力培养的第一心腹陈诚。

陈诚果然是“必有后福”，不仅卸掉了在军政部屈居何应钦之下的次长一职，转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同时一下子成为了当时中国大部分野战部队的总指挥官，就职后立即任命土木系大将郭忏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同时着手部署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很是春风得意。选择陈诚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他曾经代理武汉行营主任，对武汉及其周边情况有一定了解。

李宗仁

但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不干了，他当时正指挥部队在长江以北且战且退，也将成为保卫武汉的重要力量。李宗仁在北伐期间已经是第七军的军长，而陈诚当时不过是第21师的上校团长，现在要他和桂军接受陈诚的指挥，自然不爽，于是借着生病回到武汉养了起来，白崇禧跟着一起推波助澜，蒋介石知道麻烦来了。

权衡再三，军事委员会终于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21日作出决定，武汉会战的作战序列调整为：蒋介石自兼总指挥，新设第九战区，所有野战部队分属第五和第九战区指挥，其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下辖孙连仲第三兵团和李品仙第四兵团，负责在长江北岸的大别山南北两麓抵抗日军东迩久宫第2军和第11军第6师团的进攻，李宗仁“抱病”期间，白崇禧担任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长江南岸的防御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下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负责逐次抵抗日寇冈村宁次第11军的溯江西犯；同时成立武汉卫戍区，以陈诚的铁杆兄弟罗卓英担任卫戍司令。

陈诚

为了安抚陈诚，同时下令其兼任湖北省主席、湖北全省保安司令、湖北军管区司令、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三青团书记长等职务，以致于日军方面称其为“蒋委员长的后继者”，至此，武汉会战的军事指挥问题告一段落。

武汉会战长江南岸的作战打得还是可以的，期间取得了万家岭大捷等战役的胜利，从6月到10月底与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中付出重大代价。而武汉的沦陷，也始于北路日军于10月24日窜至黄陂，攻破武胜关后已逼近汉口门户，当天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总指挥蒋介石离汉赴湘（衡阳），陈诚率第九战区司令部退往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