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王莽改革的初衷原本就是为了天下重归太平治世，恢复西周初期的理想状态。
他将天下的田地收归国有都平分给农民，将奴婢全部解放让他们成为了自由人，他的称帝也是众望所归的禅让制，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拥护。
按说受益最大的应该是黎民百姓，那么为什么最先抛弃他的也是黎民百姓呢?
新莽的初升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问题十分突出，平民百姓大都“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更有甚者“流离道路”或是沦为奴婢。这也导致了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势力的增强。中央政权也面临“几危国者数矣”的威胁。
朝野上下，都希望有救世主能出来逆转局势。另一方面，汉代儒生也在寻找着救亡的道路。汉武帝以来，虽然儒术处于独尊地位，却从没有从实质上实行儒士的治国方略，而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
董仲舒曾指责当世“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欤？”汉儒的思想路线是“奉天法古”，然而在汉代政治中却没有很好的实现，可以说“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是汉代儒生对汉代政治的真实感受。
元帝时，儒生获得重用，儒家士人阶层开始形成一股左右朝政的力量。到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急剧尖锐之时，“复礼”的声音开始愈发强烈，“述旧礼，明王制”的儒家救国方略已经深入人心。矛盾急剧尖锐，社会出现危机。
无论百姓还是儒生，都渴望有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人站出来改革，于是就给了王莽以机会。王莽是一个“完美的”儒生，许多事迹都印证了这一点。
比如，他“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照顾生病的伯父。他在官场上表现出众，不断晋升，一时之间，“当世名士，咸为莽言”。
他平时乐善好施，常“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他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他对儒家道德的要求已经到了无理的程度，只因为次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他就将其赐死。
在一次宴会上，哀帝私自将自己祖母傅太后的座位设到与王政君一起，而这是不符礼法的。王莽不惜顶撞皇帝，斥责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要求立即更换座位。可见，不管王莽道德是否虚伪，但他几乎达到了当时“完美”儒生的标准。
王莽符合了条件，儒士阶层普遍对他给予厚望。有人进献了一只白色的雏鸡，以谶纬之说向王莽贡献祥瑞。在众多儒生大臣上书支持下，给王莽加上了“安汉公”的称号。随后，王莽又以同样的方式进封“宰衡”。
儒生也明确地感受到，支持王莽有利于自己的仕途。在王莽受赐“九锡”期间，“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并且王公诸侯大臣有九十人。到这个时候，几乎人人都想靠王莽捞到好处。
有人进献了一块写着“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王莽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摄皇帝”。后来又有名为哀章的人献给王莽两个铜箱，直接将王莽写为真天子，又将自己写为必用的人才。
可见，支持王莽当皇帝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投资，王莽就像一件投机商品，他的地位被越炒越高。
众望所归的新政王莽作为篡位之君，合法性薄弱，所以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讨来了传国之玺，将元帝庙拆毁，并改王政君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执意要王政君与汉划清界限。
他心里明白，自己上台依靠的是儒士和百姓的支持，所以必须要回应他们的要求以巩固统治的基础，同时也以儒家正统为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这是他所有政策制定的基础。例如土地的国有化改革“王田制”。
孟子曾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推崇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因此复兴井田便成为汉儒的追求。
董仲舒就曾极力主张恢复三代的井田制，以解决武帝时期的土地兼并。哀帝时，师丹建言“古者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而汉末，土地兼并严重化，儒士和民间要求解决兼并问题的声音高涨，王莽便推出“王田制”来响应他们，土地不得买卖，从根本上回到井田制。
其次采用平均主义“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试图以此消灭兼并。这既回应了儒士和农民的要求，又用儒学制策体现了自己的合法性。再来看王莽的货币改革。
货币的样式以《周礼》作为基础，复活了刀币、布钱的货币形式，创造了圆与刀结合的独特货币，同样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王莽反反复复地进行货币改革，除了用通货膨胀洗劫民间外，还有要树立政权权威，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意图。可见，王莽改制贯彻了两个要点。
一是迎合儒士的要求。它们基本都是以儒家的理想主义思想为蓝本制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还原周制而制定的复古主义制度。还有一些政策体现了这个倾向，比如将国家官制和官名全部改为周朝的范式。
再比如降低少数民族的地位，改“高句丽王”为“下句丽王”，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体现了儒家的华夷秩序和“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理念。再如“六管五均”政策，体现的是儒家学说中财富平均、天下大同的思想。
这既是因为王莽凭借儒家道德被儒士推举上台，所以他必须回馈儒士的理想和利益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又是因为他要利用儒学为自己塑造执政合法性和正统性。
二是迎合民众的要求。他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制定了至少是在表面上有利于底层百姓的政策，去顺应民众对改革的呼声，这也是他想尽办法巩固自己统治基础的表现。
王莽作为篡位之君，重视自身执政“合法性”和统治基础的巩固不难理解，但他却忽略了政策的“合理性”，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理想的衰亡这些看似完全地迎合了儒士和百姓诉求的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惨败。土地国有化的措施完全违背了经济的自然规律，忽视了土地私有在当时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土地国有化不仅使政权与地主阶层的矛盾尖锐化，还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百姓生存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导致“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六管五均的措施不仅可行性不足，且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市平”和收购滞货、稳定价格的政策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极高的操作难度。
而在当时，则不仅破坏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扰乱了生产，还导致了大量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员失业，最终使社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而货币改革政策则成了王莽改制中最具危害性的措施。
繁复的改币、废币和复杂的货币换算体系以及比率各不相等的虚值货币最终导致了市场对国家颁布的货币彻底失去信任。以致“百姓溃乱，其货不行”，最终只能恢复使用五铢钱。
王莽的政策最终葬送了他自己。这样理想主义的政策，最终搅乱了整个社会。原先寄希望于改革的民众纷纷翻脸，大举起义。利益受损的豪强接连叛乱。关系恶化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反对王莽。而王莽混乱的行政系统已无力拯救政权。
最终在公元二十三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结语王莽的悲剧，其背后蕴含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社会现实和民意要求改革者的出现，儒士阶层则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利益将王莽推上历史的舞台。
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用政策讨好儒生和民众，再以儒学为自己塑造合法性，因此改革中处处都是儒家思想的痕迹。这场改革可以说是汉儒思想的一次总体实践。与其说改革是王莽的失败，不如说改革是汉儒治国思想的失败。
王莽改制的失败使当时人彻底认清了一点：纯粹依靠理想主义是不可能治理好这个国家的。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但历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客观的，不能适应现实的“制”是绝不会“自平”的。
王莽改制留给今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看起来美好的理想和政治制度，如果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往往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不合理的权力结构才使得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声音占据了高位，甚至能得以实施。我们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对王莽改制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那段历史，并以此为契机，找到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和新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