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发生在希腊。当时中国驻希腊大使是周伯萍。

1973年5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科威克 向中国大使馆发出了一张请帖，邀请中国大使前去参加国庆招待会。但在阴差阳错之下，翻译将这张请帖翻译成了 科威特 大使发来的。

但就在这一天，中国大使周伯萍去希腊外交部商议希腊副首相访华的事情去了。

周伯萍

因此，周伯萍刚一回来，翻译便急匆匆的拿着请帖去找了他。根据翻译的通报，等到周伯萍回来的时候，距离请帖上的结束时间已经只有十多分钟了。

事发突然，时间紧迫，周伯萍当即决定前去科威特使馆，并没有检查请帖来确定时间与日期。

去往科威特使馆的决定已经酿成了错误，但在去往科威特使馆的路上，这个错误被扩大了。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中国使馆一行人急匆匆的上车出发，但不论是司机还是翻译都不认识去往科威特大使馆的路，而周伯萍也在车上处理其他事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外交代表也在自己的官邸中举办活动，车流量也很多。因此，不认识路的司机便顺着车流将周伯萍带到了以色列外交代表的官邸——

因为是要去往一个活动场地，司机和翻译都以为车很多的地方就应该是对应的大使馆。

而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候的周伯萍不认识科威特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以色列的外交代表。

因此，下车以后，周伯萍便将以色列的外交代表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上前去握手表示祝贺，并解释了自己迟到的原因。

就在以色列外交代表懵圈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跑上来提问了。

这个记者向周伯萍提出的问题是：

“你来到这里，是否代表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了？”

在翻译的时候，中国翻译将“这里”一词翻译为了“雅典”。

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你来到雅典，是否代表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了？”

如此一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而且，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非常深，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在处理上需要十分谨慎。

因此，周伯萍只是把这个问题给顶了回去，并没有做其他的答复。

不过，直到这个时候，中国使馆方面仍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出问题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经过罗马尼亚大使的提醒，周伯萍才知道昨天走错地方了。

事情发生后，中国外交部迅速将周伯萍调回了国，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由于这件事情发生在雅典，因此又被称之为“雅典事件”。

周恩来对雅典事件感到极度恼火，甚至仰天长叹“周门不幸”。在外交部发出的第一次通报中，雅典事件被定性为“是十分严重并且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丑闻，影响极坏”。

周伯萍连夜写出检查，深刻的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在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件事情虽然严重，但是周伯萍的认错态度较好，建议免去处分，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接下来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希腊继续工作。

以此为结论，中国外交部发出了第二次通报。

这一结论被送到了毛主席面前。同时送到毛主席面前的，还有周伯萍以及中国驻希腊使馆的检讨。

最终，毛主席亲笔划掉了原文中“是十分严重并且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丑闻，影响极坏”这些话，而是将其改成了“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将报告中对周伯萍认错态度的评价从“较好”改为了“很好”。

如此一来，这一乌龙事件的错误性质就从根本上被扭转过来了。

用周伯萍自己的话来说：

“我深感毛主席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体现了实事求是和宽厚待人的精神，深感是莫大的幸运！”

最终，中国外交部以毛主席的批示为依据，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为雅典事件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