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曝料，迁西县委原书记李贵富，是在4月9日的中午，被省纪委监委的办案人员带走的，而当天是周二，即公职人员的工作日，因此李贵富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被带走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唐山市委大院内。

为什么说，李贵富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被带走的可能性最大呢？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来自外地的县市正处级领导干部，在任职地并没有自己的房产和专门宿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设置一个可供住宿、休息的小套间，以此满足自己的日常住宿需求。

为什么说，其次是唐山市委大院呢？

因为在纪委监委机关的办案实践中，在办案人员欲带走某位贪官前，会先找到贪官的上级领导，提前沟通一下上级党委的决定和他们此次行程的目的，以及贪官的带离方式等问题，而贪官的上级领导一般会以“开会”等的名义，将贪官骗到上级领导所在的单位，然后办案人员再对他执行带离任务。

而执行贪官带离任务的办案人员的人数配备，在法律法规中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为了确保带离过程中的绝对安全，办案人员一般是五至七人，甚至更多，执行对一名贪官的带离任务。

当然，如遇到有暴力倾向、人身危险性较大，尤其是碰到可能藏有枪支的贪官时，他们还会请公安或武警配合。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贪官在被带离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一般是不需要戴手铐、脚镣等戒具的，尽管如此，大多数贪官此刻仍会有心惊胆战，甚至瑟瑟发抖的感觉。

贪官被带到监察委的办案留置点后，贪官不用剃光头，但需要穿着胸前标有“留置”字样的制式服装。

而此时的办案人员，一般是会分为外勤和内勤两个办案组，在办案过程中，它们对案件审查调查是互相配合、协同发力。

这两个办案组，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它们的工作分工。内勤组主要负责对留置点内的贪官的审讯工作，而外勤组则主要负责留置点外的调查取证工作。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监察体制改革前，监察机关获取的贪官的犯罪事实与证据，并不能直接拿来作为呈堂证据使用，它仅能作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的线索、方向。

而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获取的贪官的犯罪事实与证据，是可以直接移交给检察院公诉科，将它作为公诉的呈堂证据使用的。

而留置点内的贪官，除接受办案人员的审讯外，每天还要大量的回忆、撰写交待自己罪行的文字材料。

贪官住的虽是单人单间，但他却24小时的处于看守人员的看守之中，尽管如此，但在日常中，却没有人同他聊天、说话，因为纪检监察机关是禁止看守人员同贪官攀谈、闲聊的，其目的是防止贪官通过看守人员打探外面的消息。

此外，贪官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同外界联系，当然，在留置期间，贪官也没必要请律师，因为在这个阶段即便是家属为贪官聘请了律师，但律师也是无法介入案件的。

留置期间，应当是贪官落马后精神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

而他的这种精神压力，首先是来自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而办案人员到底查到了自己多少犯罪事实与证据，他又不知道，这种信息不对称，会让他感到恐慌；

其次，此阶段的案情走势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这让急于走出囚徒生活的贪官，为自己的未来感到忧心；

最后一点是，一群办案人员，一群看守人员，每天围绕着他一个人转，这种情形，对贪官而言，无疑是充满了满满的压迫感的。

对贪官来说，对自己最有利，对家人最负责的方式，莫过于案发前主动去投案自首了，因为那样是有机会争取到法律的从宽处罚的。

当然，即便错过了主动投案自首的时机，被留置后的贪官，仍可以用主动坦白交待的方式，争取法律的宽大处理的。

此外，如果贪官揭发有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助于调查其他案件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或许贪官们正是受这种想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的心理驱使，他们到案后，大多都会积极的检举、揭发有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罪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能让纪委监委机关抓住一个贪官后又能拎出一串贪官来。

不过，这里讲得“从宽处罚”，也仅仅是监察机关向检察机关提出的一个建议而已，至于检察机关采不采纳或建议量刑幅度有多大，由检察机关自己掌握并决定。

当然，即便检察机关采纳了监察机关的这个建议，但等到法庭量刑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不一定会被法庭采纳或完全采纳，所以说，贪官若想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