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21日，彭老总在朝鲜战争最艰难之际秘密回了一趟国。

当时志愿军与美军的交战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即便志愿军占据着一定优势，但后勤物资一直供应不上，是志愿军面临的最大的困境。

官方资料显示，抗美援朝前3次战役，粮食供应只能满足志愿军最低需求的25%-30%，第四次第五次战役，也只是满足到50%。

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志愿军几乎没有了任何奢求，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吃一顿饱饭，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也正如此，彭老总不得不秘密回国求援。

然而，彭老总回国看到的第一幕，就震惊到了他：

肉类、棉服“堆积成山”，有的肉类都放馊了，甚至还看到有工作人员吃腻后，就把碗里的肥肉倒到泔水桶里…

这极大的落差，让彭老总十分生气，甚至当着众多高层的面拍案大怒，有学者将其称为“大闹紫禁城”。

正是彭老总的此次求援，才引出了抗美援朝的“幕后英雄”。他后来担当了抗美援朝所有的物资供应，全面粉碎了美帝的“绞杀战”，是抗美援朝居功甚伟的一位大英雄。

他叫“刘居英”。

曾被周总理夸赞道，“没有刘居英，抗美援朝的结局将或被改写”！由此可以看出其背后的功劳。

刘居英，1917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幼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的深沉热爱，品学兼优，成绩优异。

1935年，刘居英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成为众人瞩目的双语状元。

然而当时国内环境复杂，刘居英意识到，单纯的学术已无法满足拯救国家的迫切需求。

于是，1936年2月，刘居英加入我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抗日战争爆发，刘居英一直活跃在抗日一线，为抗战做出了不少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参与了解放战争，尤其在东北的铁路运输事业上颇有建树。1950年，刘居英被任命为中国铁路管理局长，负责整个国家的后防运输工作。

正因如此，当彭老总回国求援时，当时周总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刘居英。

1951年5月，刘居英入朝参战，由于工作突出，8月他开始担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

同年12月，刘居英又担任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成为直接负责人，从此开启了与美军搏杀的宏大篇章。

要知道，抗美援朝一开始，美军就看到了志愿军的薄弱点，那就是物资运输困难。一方面因为朝鲜多山，另一方面我方空中投递力量薄弱。

战争一开始，美军就瞄准了志愿军的7寸，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不仅炸毁了很多铁路线，同时很多后勤人员也因此葬身异国他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后勤人员还是顶着极大风险和压力，努力向前线输送资源，只是效率降低很多，难以满足前线需求。

直到后来高层决定给铁路运输司令部派3个高炮师，以援助其运输压力，物资输送压力才有所缓解。

但没过多久，美军更加严峻的报复就来了，那就是被美方誉为“绞杀战”的歹毒阴谋。

那时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双方阵营僵持在了三八线附近。

由于美军在正面战场上没有占到便宜，于是开始拿出空军力量，对中朝后勤系统，大打“绞杀战”，企图斩断中朝军队的粮弹补给线。

与此前轰炸相比，绞杀战的轰炸更为密集，最猖狂的一次，美军一下子飞来了220多架B-29轰炸机，每架携带15吨炸弹。

那时候，中朝方面的铁路、公路、桥梁等枢纽和交通线，几乎全部被摧毁。后来美军为了避免后勤部队隐藏，还故意点燃森林，将整座山烧了个精光。

面对美军肆无忌惮的肆虐，刘居英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知道志愿军一刻也不能没有物资。为此，他苦思数日，终于想出了“顶牛过江法”和“赶羊过路法”。

所谓“顶牛过江法”，就是因被炸毁重修的桥梁承重太小，于是当一列满载物资的火车过桥时，就把火车头取下来，然后在桥两边，一个火车头在桥前面拉，另一个火车头在火车尾部顶，以确保安然过桥。

而“赶羊过路法”则是，为了避免白天遭遇美机轰炸，以及及时利用刚刚修好的铁路，提前隐蔽在安全区的几列火车就前后一起出动。

但为了防止“追尾”，每列火车尾部都有一个后勤兵，专门敲响弹壳或钢轨，给后面的列车报警，以示“保持距离”，这样就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化地运送粮食弹药。

文献记载，在绞杀战最艰苦的阶段，刘居英连续四天都没有合过一次眼，最终由于血压低到30-70，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后来经抢救后，整整昏睡了两天两夜，才苏醒过来。

正是在刘居英及众多后勤战士的不懈努力下，我军最终彻底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为后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和谈判，都赢得了巨大的筹码。

1952年5月31日，当时“绞杀战”的策划者，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心悦诚服地说道：

“虽然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中国人的供应，但他们还是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他们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这背后的很大一部分功劳，都归结于刘居英。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永远铭记这一伟大历史先驱，正是他们的光辉，照耀了新时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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