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志行贵州｜大夏百年寻脉贵州

5月19日，位于贵阳市南明区都司高架桥路的一栋民国仿西式建筑，迎来了一群特殊访客。他们中很多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是华东师范大学遍布全球各地的校友代表。对于他们来说，贵州此行有着特殊意义。

1924年6月，为求教育强国、光大华夏，大夏大学创办于上海，主要资助人正是这旧居的主人——贵州兴义人王伯群。

王伯群。

作为同盟会元老，王伯群自青年时代起追随孙中山，组织参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南北议和，奔波于救国救民、追求民主共和之途。建校后，王伯群出任大夏大学首任董事长与第二任校长，在艰难时世中运筹帷幄，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仅用十数年时间便助推学校享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誉。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再次改变了大夏师生的命运。为保存教育文脉，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成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烽火岁月中间关万里，先迁江西庐山，后迁贵州贵阳，再迁贵州赤水。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上海。1951年，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主要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从1924年到2024年，百年风云转眼而过。作为抗战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高校，贵州的许多地方志书里都留有大夏大学的身影。

1937年11月至1945年1月，大夏大学贵阳讲武堂校门。

据《贵阳市志》（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借南明河畔讲武堂作临时校舍上课，后于花溪建正式校舍。大夏大学在贵阳时校长为王伯群，副校长为欧元怀，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遵义地区教育志》则记录了大夏大学迁校赤水的经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日寇压境，独山失陷，乃迁校赤水县（今赤水市）。次年3月开始，部分与原赤水博文中学共校舍，部分在赤水县城文昌宫等处上课。大夏大学迁赤时，校长王伯群，不久病逝，由欧元怀继任。

1941年，大夏大学毕业班部分学生与教师合影。

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近9年，得到长足发展，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在贵州毕业学生共计1576人。这段历史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贵州人民也以博大的胸怀、无私的奉献、饱满的热情，给予大夏师生一个安定空间。

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语，背后也许映射着波澜壮阔的时代。那些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在历史的巨浪中，也曾经剧烈碰撞，绽放光彩。

1946年6月，赤水县机关及地方士绅与最后一批复员师生大合影。

汤涛是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著有《王伯群年谱》《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等作品，主编了《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大夏大学：90年90人》《图说大夏大学》等书籍。在他关于大夏大学及王伯群的研究文本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语：“世人每每提到大夏大学，就想到王伯群，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不可分离。王伯群单枪匹马，在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民穷财尽状况之下，于上海创成大夏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属罕见。”

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后，1938年，王伯群在《大夏周报》的复刊词中号召全校师生要善于利用贵州“重要之地理环境，发挥我大夏固有师生合作精神，以贵州为研究对象，在学术上有所新发现，贡献诸政府，增强抗战力量。”

1939年12月，大夏大学贵阳花溪校区设计图。

在贵州办学期间，大夏大学为财政部盐务总局开设盐务专修班；王伯群创办聚康银行、利民公司、仁岸和永岸川盐运销处并任董事长；大夏校友赵发智为贵州首次引进烤烟种植与烘烤技术，多方助力西南社会经济建设。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量开展苗族田野调查，出版《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歌谣》等，对研究贵州的民族发展史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也让外界进一步认识贵州人。大夏大学教授马宗荣、谢六逸主持的贵州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188余种、10余万册各种图书，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传播、民智启迪，增强民族信心。

1942年，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贵阳合影（前排左二王伯群、左三欧元怀）。

从教育方面来说，1941年，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为基础，贵州成立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今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2000余亩花溪校区并入贵州大学，成为今贵州大学东校区的重要基础。王伯群主持增设的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并入贵阳一中。

1944年11月25日，王伯群与众教职员代表在贵阳市护国路135号召开了第49次校务会议，就当时的抗战形势做出了大夏大学疏散至赤水的决议。时任副校长欧元怀忆述道：“十一月下旬，敌人窥黔南，贵阳震动，先生仍作远大之决定，将大夏大学三迁于黔川边境之赤水，赤水又水道通重庆，可沿大江东下，三次迁校是兼为复员时之准备的。”

赤水迁校纪念碑。

星夜呈报，争取疏建费；四处发函，寻求八方志愿……今存于《王伯群与大夏大学》《赤水文史》中的一份份电报函件记录了王伯群在最后岁月中为大夏大学唱响的生命挽歌。

历时三个月长途跋涉，取道重庆、鸭溪，大夏大学师生与图书仪器全部安全抵达赤水，得到了当地乡绅和教育界的欢迎。1945年春，在赤水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下，大夏大学以文昌宫为校本部，同时借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县立赤水女中等部分校舍正式复课，直到1946年迁离。临别前，由中文系教授陈湛铨撰写的《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碑文》，立于赤水校本部，记录下了这段西迁历史。

仔细翻阅档案资料，我们会发现除了王伯群，大夏大学的办学历史上还延聘了一批黔籍教授和附中校长，得到了一批黔籍大学和附中校董的资助。比如：著名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是贵州贵阳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科。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后，他被聘任为贵阳文通书局编译所所长。同为贵阳人的谢六逸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受聘为大夏大学教授后，又被聘为贵阳文通书局编译所副所长，主编《文讯》月刊和《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

2012年，华东师大61周年校庆之际，重镌大夏大学迁校碑仪式。

此外，贵州麻江人周昌寿毕生致力于物理学著作的编译工作，是早期向国内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等物理学新成就的学者。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材。他是大夏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学校内迁后，周昌寿留守上海，坚持办学。

传承文明、寓教于学，施教于民、佑启乡邦，当“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在贵州群山间闪闪发光，使得华东与西南、学校与地方就此结下不解之缘。1947年，已回迁上海的大夏大学为纪念在贵州办学历史，将校内丽娃河支河改称“赤水河”，同时在河上修建赤水桥和贵阳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一批批走在丽娃河畔的贵州学子，如果知道这段历史，也会去“赤水河”边看看，在赤水桥或贵阳桥上合影留念。

5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们从世界各地赶赴贵州，沿着大夏大学育人的足迹寻脉。

百年岁月，弦歌不辍。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始终保持密切的合作与友谊。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内重镌大夏大学迁校碑。2023年，赤水市政府向华东师范大学赠送赤水丹霞石，上题写“赤水桥”名。

今年是大夏大学创校一百周年。5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战略决策咨询、科研合作、学科建设、教育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随后，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到贵州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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