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以来，围绕裴李岗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已经开展了40余年。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诸考古学文化中，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它的迁徙、扩张造成了一系列文化互动，带动了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演进与发展，奠定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公元前7000~5000年中国大地上的文化格局中，裴李岗文化以其内涵之丰富、存续之长久、分布之广泛、技术之先进、辐射之深远而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和区域交流中心，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

裴李岗文化因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而命名，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的核心文化。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充沛。

裴李岗文化人群主要在嵩山东麓的山前台地和沙澧河、淮河上游的浅平洼地附近活动，这里植被繁茂，水域宽广，动植物资源丰富，极其适合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裴李岗文化遗址目前已发现130余处，主要分布于以嵩山为中心的河南境内，分布范围西至洛河上游的三门峡卢氏，北到黄河以北的安阳林州，东抵颍河流域的周口项城，南达淮河以南的信阳潢川。

中华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是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华文明起源期；六千年前新石器晚期后段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则正式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五千年前开始的古国时代，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成形期，而二里头文化则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时期。

裴李岗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5000年。

贾湖一期遗存仍属裴李岗文化，是该文化最早阶段的遗存。

根据贾湖一期遗存的最新测年结果，可将裴李岗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为公元前7000年左右。

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

众所周知，半坡文化不能发展为庙底沟文化。

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起初主要分布在陕西东部和河南西部似已经取得较为一致意见。

在裴李岗文化晚期的河南孟津寨根类遗存的基础上，晋西南地区和关中东部率先进入仰韶初期，然后将环形口瓶和素面折腹罐等传播到尚处于白家文化晚期的关中西部和陇中地区。

迄今发现的仰韶早期最早的回廊式房址、独具特色的柱列式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竖穴式升焰窑以及形态逼真、造型精美的石雕蚕茧……在位于灵宝市川口乡南朝村城烟自然村南部的城烟遗址。

关中地区最早的仰韶初期遗存是老官台遗存，是受裴李岗文化影响而出现，并存在从东向西的拓展过程。

杨官寨聚落面积达80万平方米，环绕遗址一周为环壕，遗址内部不见宫殿一类建筑，而是有整个聚落共用的大型水池系。因此，更像是聚落，与后来出现的城址相差甚远，不具备城址的功能。

河南郑州市的西山城址已演变成区域政治中心，甚至是更大范围内的聚落群所构成的都市。

洛阳王湾和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最终实证了仰韶文化在前、龙山文化在后。

仰韶文化是中国命名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时代是继裴李岗时代之后的又一段惊心动魄的史前时代。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裴李岗文化富有活力且强盛，对周边文化影响强烈，后因气候变化等原因，裴李岗文化向西传播，与地方文化融合，孕育出早期仰韶文化，可以说仰韶文化是在裴李岗文化西进的基础上诞生的。

8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先民发明陶甑，可以对稻谷或粟米等进行蒸食。

约公元前7000年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中原贾湖为标志的农业文化得到很大发展。这在河南舞阳贾湖等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集中体现。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段文化区系的裴李岗文化，体现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步（稻作农业＋粟作农业）。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公元前6200-5500年），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墓地和器物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出现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中华文明的一些特质已经形成，其周围文化亦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强烈影响。

中华文明起源的开始时间定在距今八千多年前的裴李岗时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创造阶段。

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所表现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

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虽然可分四支文化系统，但以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实力最强、位置最特殊，最容易和周围地区发生全方位交流或对周围文化产生更大影响。

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7千纪中期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

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这个时候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已经处于萌芽阶段，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区将黄河、淮河、西辽河、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初步联系在了一起，其中贾湖遗址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展示了其较为先进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

尤其约公元前62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以后，各文化区交流明显频繁起来，中原裴李岗文化强势扩张。不仅如此，通过裴李岗文化的强烈扩张和影响，还使各文化区边缘都开始互相接触融合，几个文化系统发生一定的联系。无论是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还是华北的磁山文化，其临近裴李岗文化的边缘地区都开始出现较多泥质素面的壶、钵等裴李岗文化因素。

裴李岗文化的西向迁徙影响，使得渭河—汉水上游地区出现农业和壶、钵、罐等陶器，促成了白家文化的诞生；北向影响使得冀南地区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在本来属于筒形罐系统的磁山文化当中新见大量壶、钵等泥质陶器；东向影响导致淮河中游地区双墩文化的产生；南向也对彭头山文化有一定影响。

在距今8000多年前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则随葬有内含石子的真龟甲，有的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字符，应当是更早的八卦类龟占数卜工具。

裴李岗文化已经出现宗教中心与普通村落之间、宗教领袖与普通人之间的分化，男性地位较高。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6000前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

由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已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联系，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正是在裴李岗文化的相对主导作用下，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初步交融形成“一体”格局，有了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这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已经存在互补型的南稻北粟二元谷物农业体系，兼养家猪，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圈；有着丰富的陶器和讲究的器用生活，尤其核心区裴李岗文化发明了早期中国第一标型器—专门炊器鼎；出现早熟的木器手工业和梁架结构房屋；出现东西二元彩陶、似文字符号以及八角星纹、兽面纹等蕴含深意的图像；形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世俗化的信仰体系、多层次整体性的思维方式。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必须知道准确的农时，规矩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器物的发明以供测量天地，观象授时，这表明中国当时已经出现天文学。

距今八千年左右，在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较大的成年男性墓葬中，就随葬骨规形器、骨律管(骨笛)等被认为可能用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工具，中国天文学已初步产生。此外，在贾湖遗址墓地中，大墓基本皆为成年男性，表明此时可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裴李岗文化遗址有专门墓地，墓葬分区分组，排列整齐，表明裴李岗文化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族葬习俗。族葬制度与祖先崇拜观念，反映了裴李岗文化重视社会秩序的特点。这又与当地农业生产有关，为在此长期稳定的农耕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与“合法性”。

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墓地，墓葬或分区分群，或成排成列，有一定空间秩序，体现了现实中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

中国史前墓葬强调“入土为安”，有专门墓地，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应该也是现实社会中十分重视亲情人伦的体现，最早在裴李岗文化中就有体现。

裴李岗文化有专门墓地，土葬深埋，实行墓祭，已有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墓葬分区分组，可能对应现实社会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墓葬排列整齐，当已出现最早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有的墓地使用数百年之久，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

鼎是早期中国的第一礼器，首先出现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距今五千多年在中东部各地已经初步形成以陶鼎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距今四千年以后的夏代晚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铜鼎，在周代不同级别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鼎、簋等礼器的数量有明确规定。

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许多裴李岗文化遗址，居住区附近都有公共墓地，应该是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结果，体现了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同族同宗之人生死相依的亲属关系，将《周礼》记载的“族葬”“族坟墓”习俗提前到距今八千年前。裴李岗时代的亲情人伦观念，发展到周代前后形成“仁”“孝”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由爱自己的家人，到国人，到人类，是为大仁;由敬养父母，到传承发展祖宗基业道统，是为大孝。

裴李岗文化等的土葬、族葬习俗，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和西亚等地同时期常见居室葬、天葬、火葬，流行神祇偶像崇拜、追求灵魂净化的葬俗形成鲜明对照。

从裴李岗文化以来，早期中国各地墓葬普遍排列整齐，在追求社会秩序方面和村落、城址的情况相通。裴李岗时代形成的族葬、祖先崇拜和历史记忆传统，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遍及大江南北，比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从距今六千多年到距今四千多年，延续长达两千年之久，始终是分区分群，排列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