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北京。

一名警卫员抱着一份文件，面露焦急地跑向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呼吸片刻后，敲响了门。

里面坐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警卫员进门后，周总理立马起身，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文件，眉头已经紧的似乎拧出水来。

看完文件后，周总理深吸了一口气，严肃看向了毛主席说道：“勃列日涅夫要对我们动手了！计划7天进攻北京，这次还涉及到核打击！”

毛主席一言不发，灭掉了手中的烟头，沉默片刻后也起身，说道：“恩来，这几天尽快通知北京高干领导立马撤离北京，随后我把不同人员的安置地点告诉你。”

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很快也在北京传开。

一时间北京弥漫在恐慌之中，火车站里都是准备离开的人群。

为何苏联突然要对北京发起进攻？毛主席安排疏散的北京领导都包括哪些人？这个事件对中苏关系以及中国政策，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作为“老大哥”的苏联，越来越横行霸道。

不仅不顾新中国的主权，对中国的内政处处干涉，而且还妄图侵占中国领土。

越来越多的冲突已无法避免，甚至多次出现了军事行动。

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面积大约有0.74平方公里，在乌苏里江航道的中国一侧。

根据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就应该是中苏两国的边界线。

因此，珍宝岛无可争议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并且在1964年时，中苏就该问题的边界谈判，苏联也承认了该岛属于中国。

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苏联居然开始声称珍宝岛是他们的领土，将协议置之不顾。

并且还将珍宝岛称呼为“达曼斯基岛”，在1968年的年底和1969年的年初，多次挑衅中国。

苏联在没有中方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调动军队前往珍宝岛，将载有军队的卡车，装甲车等也陆续运往珍宝岛。

中方多次发出警告，但苏方却视作无物，甚至继续将武器运向珍宝岛。

在苏联士兵登上岛后，还做出对我国士兵进行殴打，拦截等极其恶劣的行径。

在1969年的2月，岛上的苏联士兵竟然还用冲锋枪，对在边防巡逻的中国军队进行点射，挑衅中国士兵，无视中国主权，极其狂妄。

由于苏联多次不听中国劝阻，军事挑衅变本加厉。

中方忍无可忍，决定在珍宝岛对苏联予以军事反击。

于是，在1969年3月，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对抗，在此次对抗中，中苏都有人伤亡。

中国也缴获了苏联的一辆T62 型坦克。

这场军事冲突之后，中苏的边界矛盾上升到了顶峰。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仍不收手，又对我国新疆有所行动。

1969年8 月，苏军派遣300多人，侵入了我国的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

中国边防巡逻队30多人，对苏联进行阻止。

但苏联的入侵毫无征兆，加上新疆地区交通不便，未能得到及时支援。

苏联入侵者在人数占多的情况下，使得我国新疆巡逻队30多人全部阵亡。

这两场事件极为恶劣，主要原因就是苏联不再是从前“老大哥”的模样，开始对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欺凌打压。

苏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取代赫鲁晓夫后，苏联国力一直在不断上升，军事实力也大涨。

由此，助长了苏联扩张的野心，违背了共产党的初衷。

不仅对中国如此，在1968年8月，苏联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也公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大肆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社主义大家庭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一系列，被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

因为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对新中国边界的军事行动，以及透露出的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消息，让中国领导人不得不紧张地，加大针对苏联的战备。

1969年3月初，《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就针对苏联，联合发表了社论《打倒新沙皇》。

在该社论中，就写道：“无论你们来多少人，无论你们联合什么样的人一起来，我们都会把你们彻底干净的消灭。”

毛主席在中共九大之前便发起了号召，认为大家要做好“准备打仗”的准备。

5月上旬，中国高层领导召开了战备工作座谈会，用来讨论对付苏联可能的入侵。

9月，召开了全军的战备会议，毛主席做出批示：“军队不能松动！”

在中苏谈判前，林帅也指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至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进入了突击性的战备状态。

为了进一步落实针对苏联的战备，中央军委发文宣布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在小组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热潮。

为了防范再出现类似苏联入侵新疆的事件，中共中央与军委发布了要加强边疆战备力量的命令，要求边疆地区要随时做好预防苏联入侵的自卫反击站。

在中国成立二十周年时，中共中央明确发布，要防范一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做好抵抗侵略战争的战备。

因此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人民解放军，全部处在了紧急战备状态。

空军、海军、陆军随时待命，各部队的重要大型武器和装备物资，也开始陆续调动与疏散。

在中苏边界谈判之前，我国党中央甚至觉得：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是将谈判作为对我国发动战争的一种烟幕，苏联的剑直指北京！

到了如此地步，在10月20日，中共中央立马决定在几天内，必须将在北京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1969年10月17日，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次地会见了还在北京的一些国家重要老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疏散指示。

中央想保住众多的开国元勋，并且分散疏散，若真有事情发生，星星之火仍然可以燎原。

周总理在会见了各位老同志后，将毛主席指定每个人的去处都纷纷传达。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叶剑英等同志，被指定去往了远离苏联的广东进行疏散；

张闻天去往了肇庆；

陈云、邓小平、王震去往了江西南昌；

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石家庄；

聂荣臻被疏散到了河北邯郸；

而徐向前、刘少奇则是前往了河南幵封。

毛主席也在疏散计划之内。

除此之外，对林帅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疏散，也在积极筹划。

在10月14日的通知中明确说：“为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进行办公，周恩来同志留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到武汉主持大局，林彪同志到苏州组织战备。”

周总理强调，中央要求各位同志于10月20号或稍晚一点，就必须离幵北京。

林帅最后被要求疏散到江苏苏州。

其余的党内老同志，大都被安排在了京广线附近。

之所以如此安排，毛主席指出：“万一打起仗来，我们是离不开这些老同志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深谋远虑。

实际上，在1969年的9月到12月，除了撤离北京骨干官员外，还疏散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资。

北京的主要单位、党政机关、学校，也在疏散之列。

疏散人群基本是带领家眷的，有的是疏散到外地，也有的是疏散到周边的郊区。

北京国家文化部也进行了疏散，剧团和文联以及中国作家协会，撤往了湖北咸宁。

其余的文化部协会，则是被安置在了沙城。

文化部对于此次北京的骨干疏散也是十分的配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其他在北京的文化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分别在9月25日、26日就开始陆续动身。

除此之外，新中国对国家的科学机关和科研人员，也加大疏散力度。

中科院原子能所由北京搬往了湖北，北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部也疏散到了河南的息县，大批主要人员伴随撤离。

除此之外，在北京的国家计委机关、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也全部疏散到了湖北襄樊。

而国防科委的机关干部也搬离北京，去往了河南遂平县的干校。

据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回忆：“当时北京市内是比较慌乱的，一些有关系的户都开始安排去往外地，到处贱卖家具，我也想赶快带着马列恩斯毛的著作回到乡下。”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也写道：“当时北京秩序有些混乱，北京火车站更是如此。”

当时的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资料，都加紧装箱运往“三线”城市保存。

值得庆幸的是，中苏最终没有爆发战争。

在1970年到1973年期间，大批被疏散的高级骨干人员收到了返京的批准，陆续回到了北京。

1970年4月，毛主席返回了北京，随后林帅也返回北京，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在1970年的7月也根据调动，返回了北京。

此次风波主要是苏联挑起，但中苏关系的恶化，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

参考资料：

莽东鸿：《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

融冰：《1969年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战备大疏散》，《党史博览》，2015年第2期

唐淙：《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学理论》，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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