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入侵斡罗思，自然是从相当于伏尔加河上游一带的东北斡罗思地区开始的。作为西征，是其第二阶段。

首先，从东北斡罗思的南部和也烈赞地区进入，掠过普龙斯克等村落后，于1237年12月攻取了也烈赞。

1238年1月20日，拿下了莫斯科。那么，蒙古军西征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蒙古军到达弗拉基米尔城下后，仅用五天时间就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拿下了斡罗思最强最大的城市。

弃弗拉基米尔城而逃的尤里大公，于1238年3月在锡塔河畔被蒙古军小部队俘获，大公一万人的军队未及反应即已败灭。仅看事实，只能说斡罗思军队实在太弱了。

还有人说入侵开始时的七万拔都军，至此已经损失了三万至三万五千人。

拔都及其蒙古军从东北斡罗思大举回转马头向南，进入了钦察大草原。至1240年，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再犯斡罗思。

其间，蒙古军不但没有进行兵力恢复和休养，反而在高加索一带至克里米亚的广阔平原地区上，针对游牧民的诸势力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不光是大族钦察系的诸部落，就连靠近黑海的薛儿客思族和克里木族也都被逐一制服了。接着向高加索北麓进发，进攻阿速族的根据地，攻陷其都城篾怯思，控制了南北交通要冲打耳班一带。完全没有游玩之暇。

经过这一切，钦察草原基本上纳入了蒙古的统治。这才是西征的真正目的。

至于东北斡罗思，在从最初确保的不里阿耳展开战事时，为了免除即将到来的征服钦察草原之战的“后顾之忧”，只是表面上予以威吓迅速通过了事。

“穿行”应当说是预定的行动。对东北斡罗思的“侵略”，不过是顺便而为。对于不准备真正进攻只是简单攻打一下斡罗思诸城的事，蒙古军显然是清楚的。因为，如果斡罗思诸城很强，蒙古又真要进攻，那么蒙古军就会在西征时带上攻城用的各种器具和操作这些器具的工兵队伍。

蒙古军深知成吉思汗时代侵入华北展开大战时的攻城战之不易，在中亚作战期间遂复制其经验，灵活地运用了攻城部队。

在后来的对西夏作战和窝阔台时期灭大金国的战事中，反过来使用了在中亚和伊朗地区得到的各种兵器、攻城器械，以及学到的攻城战术。

西征之时，蒙古军已经大致掌握了东西方的军事技术。而且如前所述，蒙古常常在远征之前缜密地进行对敌侦察和疏通等准备工作。

对斡罗思一战，为周全的战备所付出的时间以及国力的储备，也都非常充沛。

对于蒙古西征军来说，最难对付的是钦察诸族，这些人和斡罗思诸侯自古以来保持着可以说是共生的亲属关系。此时就是要将其斩断。

在漫长的岁月里已经分裂得七零八落的斡罗思诸侯国，各自单独组成不了什么军事力量，遇事多依靠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

从中可以看到，雇佣兵和雇主的存在方式以兼顾相互安全保障的形式建立起来。那是与花剌子模王国和康里钦察的关系相似的一种情况。

钦察族的大多数人已被组合进蒙古军，只有忽滩仍在顽强抵抗，他率领多达四万帐的大集团向西方移往匈牙利。蒙古军为了追击而向西南斡罗思移动。此时，与“斡罗思和东欧远征”之名相符的扩张活动才开始。

可是实际上在此前的1239年，蒙古军营内发生了大事。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和察合台家族的不里，与主帅拔都产生了矛盾，在哈剌和林得到这一消息的大汗窝阔台大怒，下令将二人召回，同时要求拖雷家族的蒙哥护送二人返回。

在夺取钦察草原的最初目的即将达成之际，蒙古西征军被推上了徘徊的歧路。

最终，可以说是另一员主帅蒙哥率领拖雷家族的大部队东返了。除了察合台家族的拜答儿、窝阔台家族的合丹等庶出系的人物，拔都麾下所剩的就只有术赤家族的人了。

应该说“纯蒙古”的官兵减少了一半。有两条路摆在拔都面前，一是继续留在钦察草原稳稳确保西征的成果，一是西进追击忽滩。

1240年以后的军事活动，实际上成了术赤家族的独角戏。不过其麾下曾有经过重组而成的多族混合的“新蒙古”这种骑兵部队。

穿行于斡罗思故土乞瓦及西南斡罗思地区的拔都军，越过喀尔巴阡山脉驰向匈牙利，于1241年4月11日在赛约击败了贝拉四世统领的号称当时欧洲最强国匈牙利的军队。

驻营于匈牙利潘诺尼亚平原的拔都军，向德国和亚得里亚海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以观察局势。然而，1242年，窝阔台去世的消息和让西征军撤兵的命令传到了拔都处，于是蒙古军缓缓撤回了。不失所获之物、不损兵力，漂亮地一步步撤了回来。

拔都没有回到蒙古本土，在伏尔加河下游靠近里海的地方营建起毡帐群的大本营，将东起阿尔泰山脉、西至多瑙河河口的广阔地域建成了术赤家族的领地。术赤兀鲁思一直保持为以草原为根据地的牧民复合体。

锡尔河下游地区的毡的、养吉干等地、花剌子模之地、打耳班、克里米亚，以及两斡罗思之地，不过是其间接统治下的属地。总之，并没有出现只是特别重视斡罗思的情况。

从蒙古一方来看此事，同一记载中的那支队伍，据说兵力远超波德联军。

拜答儿的确留在了拔都麾下，但身为察合台庶子的他，恕不详述，其直属的蒙古兵可能至多也就一个千户。即使这里包括被重组进去的钦察等族，终究又能有多少人呢？

总体来说，关于拔都西征军的规模，俄罗斯方面的记载说是五十万人或四十万人。

但是同一时期，阔出的南宋作战也在进行中，而在蒙古本土有皇帝窝阔台的宫廷、以及中央军团，在东方三王家的核心斡赤斤麾下和镇守天山方面的察合台麾下，也各自拥有相当的军队。

在波斯方面，也至少派驻有两万人的留守部队。《史集》所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蒙古军队，按千户计算有一百二十九个。

当然可丁可卯的计算是不可能的，但假设拔都西征开始时有三万人的话，不就相当不错了吗？

因此，估算的1240年以后的那一半只是附加了重编的“新蒙古军”的人数。不过这些人恐怕应当视为深入匈牙利的拔都主力军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拜答儿的另一将领所率领的一支仅具游击队程度的队伍。那么不管怎么说，即便曾发生过里格尼茨之战，估计也是很小的规模。

关于蒙古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开始”，不用说拔都等蒙古人，就连斡罗思诸侯也大多受到了来自后世的痛骂和谴责，唯独他一人笼罩在赞颂的光环中。这很奇怪。

“涅夫斯基”意为“涅瓦的”，成了显示其武功和荣誉的象征。只是，希望能够联系当时拔都军正在席卷西南斡罗思的情况来一并考虑。

1242年，涅夫斯基在冰冻的楚德湖上击退了条顿骑士团。凭借这两次战役，他成了斡罗思的救国英雄，不断得到人们的赞颂。

后来在伊凡四世时期被列入历代皇帝之列，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爱森斯坦以其曾战胜德意志而将其比作同名的亚历山大大王，制作了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神圣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洞察到来自东方的蒙古的势力占绝对优势难以抗拒，遂为了俄罗斯伟大的未来牺牲自己归顺了蒙古，从而避免了无谓的流血和毁灭——这是通常的形象。当然，这也是近乎美丽的传说。

又有一种说法，说斡罗思在拔都到来以后遭受了巨大破坏和血雨腥风的袭击，直到很久以后仍然被野蛮的蒙古吸吮着鲜血，直到被彻底吸光为止。把斡罗思画作牛，把蒙古画成操控套于牛颈之“轭”、摆出一副主人模样随心所欲的寄生虫。这样的图解和图景，的确易于理解。这就是所谓“鞑靼之轭”的传闻。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不曾存在。

首先，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换取名声的两次战役，实际上尚不清楚到底发生过没有。再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驱逐叔父和弟弟，借蒙古人之力稳坐大公之位的。

英国的俄罗斯史学者约翰·芬尼尔说：“所谓鞑靼之轭，不是始于拔都对斡罗思的入侵，而是始于亚历山大背叛自己的兄弟（1252）之时。”

真实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常见的那种野心家，是投机型的，在此意义上是指灵活的政治家。而很幸运的是他的对手为拔都，因为拔都当时正是全蒙古帝国中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而且办什么事都很果断，容易沟通。

在术赤兀鲁思这一庞大的复合体中，与斡罗思有直接关系的是拔都及继承其血脉的“拔都兀鲁思”。

按照蒙古的习惯，拔都一支属术赤一族的“右翼”。按季节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南北的拔都家族的毡帐群，以金线刺绣装饰的大毡帐为中心。就是说，这一称呼仅指拔都兀鲁思。

拔都西征以后，分散于斡罗思的中小规模势力的掌权者们，不得不奉在里海至黑海北岸一带广泛进行游牧生活的拔都兀鲁思为主人。

一面是雨量多但土壤贫瘠的森林地带的北部斡罗思，另一面是为蒙古所占据的雨量少但覆盖有肥沃黑土的南部草原地带。

一旦有事情发生，面对不到一天即可将极富机动性的游牧战士以万人为单位动员、集结起来的拔都兀鲁思的君主，仅仅由缺乏统一和协作的弱小势力拼凑起来的斡罗思也只能表示臣服。

但是，托术赤兀鲁思之福，斡罗思已经没有了来自西面的进攻，而且充分享受到了蒙古帝国所带来的庞大的东西南北交通和通商体系的恩惠，境内的“内战”也基本绝迹了。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斡罗思诸侯被赋予负责征收各自管辖地内的上缴贡赋的义务。

斡罗思各地驻有突厥语称作basqāq（八思哈）的代理官或监理官，被认为经常搞额外征收和违法行为。责怪和仇恨都集中到了八思哈的身上。

虽然最初也有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但是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在斡罗思征收的什一税有时也被其他地方接受，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像斡罗思那样反应强烈的情况。

蒙古的统治，在任何地区基本上都是宽松的，在征税比例较其他时代低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在信教自由等方面，甚至可以说其特征是在任何场合“约束”都很少。就是在斡罗思，宗教也完全是自由的。据统计，蒙古和斡罗思共存了二百多年。

在构成蒙古世界帝国的四个兀鲁思中，术赤兀鲁思的寿命最长。它徐徐地松懈，缓缓地解体，延续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