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世纪宗教改革爆发后，和平计划将目光转向内部，试图平息宗教争端，遏制哈布斯堡帝国霸权。

1618 年“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构想者们将原仲裁机构升级为议会，拒绝土耳其与俄罗斯参加，试图在西欧内部维持消极的均势和平。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构想者们意识到欧洲的不可分割性，他们明确了议会的欧洲性质，积极邀请俄土加入，将原本的均势和平升级为集体安全，试图以此强化欧洲人的身份认同，促进宗教和平。

1714 年，法国神甫圣皮埃尔正式提出了“欧洲永久和平”的概念，并提议用欧洲公法约束各国行为。

那么，这期间发生了发生的事件，能给后人留下这样的启发呢？

1495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颁布《永久和平宣言》，其实质是用法律来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这份宣言具有两重意义。

法律上，它禁止私战，是“上帝的和平”运动的延伸。中世纪时，世俗领主与教会合作，用

武力维护地区和平，并借此加强对领地的控制。

《宣言》与教会和平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违法者的世俗惩罚。《宣言》明确剥夺他们的财产和人身权利，甚至包庇者也会受到惩罚，类似条款在《波西米亚计划》中也有体现。

宣言还特别提到，将四处游荡的雇佣军贬为奴隶，侧面说明雇佣军肆虐是当时欧洲的一个普遍问题。

政治上，《宣言》是马克西米连帝国改革的一部分。马克西米连计划系统的利用区域联盟和联合的潜力扩大帝国的影响力。

这种区域联盟原是十四世纪弱小领主应对骑士行劫和反抗吞并的典型手段，马克西米连野心更大，他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政府。

除了约束地方外，政府还将教会纳入国家体系中，神职人员既有接受法院管辖的义务，也有审判的权利。

法院经常选择牧师担任裁判员，举行宗教仪式，判案依据也多出自圣经，通过这些方式维持了帝国与教会的良好关系。

新航路开辟在欧洲掀起了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贵族和市民阶层实力上升，他们支持王权，因为国家实力与他们获得的利益直接相关。

世俗君主借此良机加快了中央集权进程。相对而言，帝国和自治城市实力逐渐下降。一方面，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守在旧航路附近的地区收益有所减少。

新商机出现没有弥补损失，反而激化了帝国各部分间的矛盾，加剧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崛起中的民族国家不希望帝国权势过大。

它们担心帝国统一后会成为它们在海洋上的对手，故而采取各种方式反对帝国或国家联合。利用帝国权力衰落的时机，侵犯自治城市，是其常见手段。

而自治城市王权孱弱，很难有效抵御外部风险。5世纪末，自治城市衰微的代表是威尼斯。它受到了意大利诸国和欧洲各国的敌视。

直接原因是它寻求边界安全的努力损害了米兰公国和法国的权利。深层原因是意大利各城市在各种问题上意见不同，难以抵御法国和土耳其的侵略。

虽然明知土耳其和法国是破坏意大利和平的两条“恶龙”，但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威尼斯还是分别与法土两国签订了和约。

鉴于威尼斯曾认真阻止穆斯林扩张，各国联合对抗威尼斯证明了圣战和基督教世界共同福祉口号的虚伪性。

威尼斯的遭遇从侧面证明了两条真理；第一，民族国家发展势不可挡。君主制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王国，得到巩固。

二人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西班牙的稳定，他们先恢复了一些基层组织，充当警察局和法院，直接对王室负责，不受当地官府管辖，之后，他们又建立了受王室控制的宗教法庭，用以审判异端。

1492 年，两位君主征服了格拉纳达，将摩尔人和犹太人赶出西班牙。同年，女王资助哥伦布远行，后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一冒险行动使西班牙王室能够建立一个此后延续三百余年的庞大殖民帝国。

此时，意大利再次成为斗争焦点，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 任何一方也无法取得压倒性优势。

意大利没有因为外部势力入侵而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而是继续内斗。战争期间组建的威尼斯联盟也以分裂告终。

法王路易十一驾崩后，法国成为意大利阴谋的中心，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和教廷的使者则像鸷鸟一样徘徊在法国宫廷。

土耳其也想浑水摸鱼，分一杯羹。意大利阴谋使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对抗异教徒的理念让位于权力政治。

意大利政局充斥着现实主义的、积极钻营的、见风使舵的言行。公共权威落入罪犯手中，他们利用毫无底线的外国雇佣军维持秩序。

1494 年，法王查理八世决定远征意大利。1495 年，查理几乎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国所有领土。但是“胜利昙花一现，法兰西人的残忍和放肆使他们疏远了意大利人，查理八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他的胜利。

远征还削弱了法国的实力，它是对“法兰西王国利益灾难性的破坏”。马克西米连本人曾反对佛罗萨征服比萨。

1496 年，马克西米连与威尼斯同盟联合远征意大利，但盟友间的不信任导致他的远征以失败告终。

对于欧洲而言，意大利战争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发展。在意大利战争中，参战各国民众的欧洲认同有所加深。

他们认识到，作为欧洲成员，他们的命运被连在一起。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现代外交体系和国际法体系的基石由此出现。

意大利战争期间确立的政治体制延续至今。法王路易十一改变了欧洲外交的形式和内涵。各国形成了明确的外交政策，并按照规则行事。

出于对法国干涉的期望或恐惧，意大利建立了常驻使节制度。 国际社会还确认了王朝扩张的合法性。

1500 年签订的《格拉纳达条约》以那不勒斯王曾与土耳其结盟为借口，将那不勒斯分给法王路易十二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

条约还声称，只有法兰西国王和阿拉贡国王可以拥有那不勒斯王位。此外，土耳其入侵为各国干涉意大利战争提供了正当借口，这种互动也从侧面展现了国际社会的发展。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再度证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的落伍，它们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维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

教会甚至对拜占庭的求救置之不理。自此，主权国家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土耳其威胁的

升级成为各国干涉意大利的正当理由。

1499 年，土耳其人掠夺了弗留利，击败威尼斯舰队，并在摩里亚半岛占领了莫登和瓦里诺，直接威胁到那不勒斯的安全。

而西欧征服意大利就有了新的正当理由：从北方征服意大利，就能使意大利免受土耳其人占领的威胁，欧洲联军可以更有效抵抗奥斯曼帝国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