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八年（前564年）十月，因为郑国偷偷在私下里与楚国达成了‘和议盟誓’，却在事先并未通知目前的盟主晋国（以及晋悼公），因此得知了这个消息后的晋悼公大怒，立即发布君命集结军队，然后联合了其他盟国的军队南下，集结于郑国的虎牢（现在属于晋国控制），准备随时发动对郑国的讨伐。
当年十月十五，在晋悼公的指挥下，联军对郑国都城新郑展开了猛攻；而为了避免遭到晋国联军的再一次无情打击，郑国执政正卿子驷抢在联军对新郑发动总攻之前，抢先派出使者向在城外指挥作战的晋军主帅荀罃提出了议和之请。
但即便如此，不给反复无常的郑国一点教训也是不行的；因此，为了惩罚屡次失信的郑国君臣，荀罃提出此次进行议和会盟时，郑国国君（郑简公）必须亲自到场，和晋国的卿士们进行会面并达成和议盟约（也就是以君盟臣）；而郑国执政六卿及他们的嫡子（也就是各自家族和卿位的继承人）、郑国诸大夫也要全部到场，作为这次会盟的见证。
对于晋国方面所提出的苛刻和谈条件，子驷等郑国执政卿士们没有讲条件的资格，只得全部答应下来。
十一月初十，荀罃率晋国诸卿及联军中其他国家卿士大夫赶往与郑国确定好的会盟地点——郑国戏地（河南新郑以西），在早就准备好的会盟台下等待着郑国君臣的到来。
而郑国执政六卿：当国子驷、司马子国、司徒子孔、司空子耳、令正子蟜、少正子展也按照之前和晋国达成的和议条件，侍奉年仅七岁的郑简公从国都新郑赶往戏地，去完成这一次的‘晋、郑盟誓’。
和国君一起前往戏地观礼盟誓的郑国贵族中，还有六卿的嫡子们（即继承人）——公孙夏（子西，子驷的嫡子）、公孙侨（子产，子国的嫡子）、公孙泄（子孔的嫡子）、良霄（伯有，子耳的嫡子）、游皈（子明，子蟜的嫡子）、罕虎（子皮，子展的嫡子），及郑国诸大夫。
抵达戏地后，因为郑简公实在过于年幼，不能单独登台完成盟誓，也不能准确地背诵誓文的全文，流离读出盟书；因此经过紧急商议并报晋国诸卿同意后，郑国方面决定由当国子驷来代替国君进行盟誓、诵读盟书（这样做，也减少了一部分‘以臣盟君’给郑国所带来的羞辱）。
在稍后进行的正式会盟仪式时，主持盟会的荀罃命晋国大夫士弱（中军佐士匄的族人）宣示了晋国与郑国的盟书；士弱当众大声朗读了盟书：
“......自此盟后，郑国唯晋国之命是从，若存有二心异志，有如此盟（盟约中的惩罚）！”
之后，轮到郑国盟誓了，子驷随即也登台，当众念起早就准备好了的郑国与晋国盟书：
“天降灾祸于郑国，介于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恩德而加兵于郑，使郑国鬼神不获祭祀，国人不获土利，夫妇辛苦、无所底告。自此盟后，若郑国不从有礼而强、施恩德以庇我民之大国，而敢有异志，有如此盟！”
子驷所颂读的盟书内容，实在是很耐人寻味、也很鸡贼，其中的文字并没有直接说出与晋国结盟的词句，而是以“有礼而强、施恩德以庇我民之大国”来代指；也就是说，谁能给郑国恩惠、护佑郑国的安全那么郑国就和谁结盟。
也就是说，郑国的盟书可以这样解释——假如是另外的大国（比如楚国）给了郑国同样的恩德、并保护郑国安全的话，那么郑国就认为这个大国（楚国）是‘有礼而强、施恩德庇护郑国之大国’，从而与其结盟。
子驷在盟书中所耍的滑头和文字游戏，本来就对郑国很不满的晋上军将荀偃岂会听不出来，因此荀偃当即大怒，站出来呵斥子驷说：
“修改你们的盟书！”
可还没等子驷回话，郑国六卿之一的少正子展也快步走上前，对荀偃据理力争说：
“不可以修改，我们的盟书已经向昊天昭告，岂能轻易再改？假如盟书都可以随便更改的话，那么对大国也可以任意叛服了，这样的盟誓还有什么意义！”
子展其实是正卿子驷在郑国内部的政敌，双方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思想分歧很大、私交也很恶劣（子驷是附楚派，子展是附晋派）；但在维护郑国利益、坚守国家尊严的前提下，子展还是抛开了和子驷的私人分歧，毅然出面去反驳荀偃，其个人的修养品德和对国家的忠诚之心可见一斑。
而荀偃还是不肯听子展的分辩，依旧态度强硬地要求郑国修改盟书，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会盟顿时陷入了僵局；此时，还是老成持重的智罃出面拉住了暴怒中的侄子（荀偃是荀罃堂侄），劝解他说：
“晋国的德业，还不足以到可以挟持郑国强行会盟的地步，强行压制郑国达成盟约，是不符合礼仪的；而不符礼仪，怎么可以担当诸侯之长呢？暂且和郑国完成这次盟誓，然后退兵回国，在国内修德政、练军士、积谷粟，再回来时，郑国终必得之；如果晋国失德，那么就会被国人抛弃，到时候岂止失去一个郑国；如果能够修德安民，就是离得再远、也会有人前来依附，何忧郑国不会归附呢？”
智罃之所以对郑国在盟书中故意耍滑头、玩文字游戏的做法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出于道义、信用方面的考虑（当然，也有维护晋国霸主颜面的成分在内），他早就和晋悼公一起制定了“伐郑以疲楚”的军事战略，之所以出兵伐郑，就是要故意挑起郑国和楚国的相互离心、彼此疏远，这样晋国才有理由、有机会对长途跋涉前来干涉郑国“附晋”的楚军加以打击、削弱，并消耗楚国本来就已经下降的国力。
而郑国如果和晋国的这一次盟誓没达成的话，那么晋、郑之间还是敌对国家关系，楚国虽然也要北上救援郑国，但相比‘伐郑’的成本，还是要少好多，起码行军的速度就要慢很多，军资消耗也相对较小。而这种情况，正是荀罃所不愿意看到的（没有达成盟誓，晋军还要继续包围新郑，无形之间军事行动所带来的物资人员消耗就大了）。
所以，荀罃对郑国盟书中的不正确措辞根本不在意，他要的是赶快达成盟誓，然后撤军，并让楚国知道这个消息，从而派出军队北上，和晋国继续争夺郑国，这才是荀罃和晋悼公“疲楚”战略的目的所在。
当然，这么复杂的政治军事二合一策略，也没必要让大多数人都知道（以免聪明反被聪明误，让楚国明白过来后将计就计，联合郑国反过来耍晋国一把），只要能够左右晋国朝堂动向的那几个顶级成员参与就行了（比如晋悼公本人、荀罃、士匄等；而荀偃，以及包括赵武、韩起、魏绛在内的诸卿士，简单执行国君的命令即可）。
于是，在荀罃的劝解之下，荀偃终于不再坚持要求郑国修改盟书，而子驷、子展也就坡便下驴，继续盟誓的过程；毫无结盟诚意的晋郑两方，在勉强达成了一致后，完成了盟誓的全过程。
随后，子驷等人奉郑简公返回了新郑，诸侯联军也从新郑城下撤军退回虎牢；这场大家都别扭难受、双方各怀心思的盟约总算得以‘达成’，这就是“晋郑戏之盟”。
完成了双方都不满意的盟誓后，晋、郑两方各自从戏地撤离，郑人返回新郑，而晋军也在荀罃的带领下，从新郑城下撤军，返回了晋悼公驻跸的虎牢；回到虎牢之后，荀罃、士匄、荀偃等人立即向晋悼公汇报了‘戏之盟’的经过、以及郑人的反应。
得知郑国人在盟书中耍滑头、故意曲解词义的做法后，晋悼公大怒，认为不给郑国一点颜色看看，将来郑人还要蹬鼻子上脸！因此，晋悼公决定在撤军回国之前，再出兵教训一下郑国，警告他们不要给脸不要脸（也有就此引诱楚军北上、消耗楚国国力的意思）。
十二月初五，已经得到秦国在西边国境上出兵骚扰滋事、意图搅乱局势消息的晋悼公，还是将秦国的骚扰先放在一边，亲自率领联军从虎牢出兵，再次攻伐新郑、以惩罚不老实、心怀鬼胎的郑国；这一次联军又包围了新郑五天，再次攻打了新郑的三个城门，给郑国君臣以极大的震撼。
十二月二十，晋悼公率联军主力在阴阪渡过了大河（黄河），继续进攻郑国的其他城邑，搜刮战利品；而郑军主力只敢龟缩在新郑城中、不敢出城和联军对战；几天之后，取得了大量战利品的联军驻扎于阴口，晋悼公在勉励慰问了盟友的军队、并瓜分了部分战利品之后，宣布联军就地解散，各自撤军回国（这个时候，晋军也要及时回国、以应对秦军的骚扰）。
就在撤军之前，随军参与了此次伐郑之役的鲁国国君鲁襄公（实际指挥鲁军的则是奉国君出征的鲁国执政正卿季孙宿），在季孙宿（季武子）的陪同下，专程前往晋悼公的大营内去向盟主告别（可见鲁国对晋国的尊奉敬服之心）。
而由于晋悼公在大河岸边设宴宴请鲁襄公一事，却无意中引出了鲁国多年前的一段尘封往事；鲁襄公已经去世了的父亲鲁成公，还有他刚于今年夏天去世的祖母穆姜，以及鲁国执政三桓——孟氏、叔孙氏、季孙氏，都被牵扯其中。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旧事呢，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