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圣君讳、胜利者书写历史，关于玄武门之变的是非曲折已经很难说得清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事变前李建成不愿从肉体上消灭李世民。

这一点在李世民与魏征那一番著名的谈话中也得到了印证。

玄武门之变后，魏征被抓，李世民对他说：“听说你曾经劝太子杀我，这样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居心？”魏征也毫不服软，冷冷地说：“只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劝告，不然你今天也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跟我饶舌了。”

这一段被清清楚楚的记载了新旧唐书之中，那么它是否可信呢？

根据新旧唐书一向为李世民辩护的论调，无疑是可信的，因为魏征的话其实对李世民是不利的——说明前太子并没有杀秦王之心。

这反而加重了它的可信性，如果真没有此事，史书会故意替李建成辩护吗？

当然，也有人反驳，既然史书可信，那么唐书中记载的“毒酒案”怎么就不可信了呢？

先不说这段国史是否被篡改，就是其背后隐藏的漏洞也难以自圆其说。

我们先来看事情的经过：

武德九年六月的一天夜里，李建成召见李世民，并且请他喝酒。结果李世民喝了之后突然心口疼痛难当，吐血数升。还好当时有李神通在场，他护着李世民回到了府邸。

李渊得到消息后，马上到西宫去探望，在问候了儿子的病情后，下诏指责李建成说：“你兄弟素来不能饮酒，今后不要再在夜里找他喝酒了！”

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衉血数升，淮安王扶掖还宫。帝问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

——《新唐书》

这段故事至少存在三个漏洞：

其一，毒酒问题。如果李建成真的想置李世民于死地，那么应该使用最厉害的毒药，让他没有救治的机会，当场毙命，哪里会喝了之后只是吐血，休养几天就完全康复了呢？要知道几天后李世民就生龙活虎的出现在了玄武门（玄武门之变是当年的7月2号）。

第二，细节问题。如果李建成一定要李世民死，肯定在毒酒之外还有其他准备，哪里会任由李神通轻松地将他带走？至于网友们公认的“吐血数升”问题，我们权当是史书夸张的手法，不予置评。

第三，李渊的问题。这段故事里面，表现出李渊对大儿子的偏袒，将次子的吐血归结为不善饮酒，没有对李建成作出任何处理。如果李建成真的犯了杀弟的罪行，只怕李渊也包庇不住，大臣们会上书抗议的，但史书里面根本没看到大臣们的任何反应，岂不奇怪？

所以，以此事来证明李建成有从肉体上消灭李世民的想法，完全不足为凭。

其实，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李建成根本没有必要杀李世民。

的确，在统一之战中，李世民是声势更高，毕竟只要有仗可打，李渊就要依仗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之路渐趋尾声，他的用处就不大了。

当时，李渊为了压制快要脱离掌控的次子，减少其在军中的影响，不惜让打仗不怎么样的李元吉去解乌城之围，李元吉也在击退突厥的进攻后，将心腹留了下来，将军事重镇泾州收入囊中。

同时，李建成内部与李元吉、张婕妤、尹德妃等结成攻守同盟，对外则有手握重兵的亲信伺机而动，如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和天节军统制、燕郡王罗艺，以及薛万彻兄弟等等。

可以说太子党已经基本控制了关中的局势。

另外，倾向于李世民的李靖和徐世绩在西北防御突厥，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被调离秦王府，尉迟恭遭到诬陷差点被杀，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也遭到排挤，被外调远地。

李世民身边并没有太多的精兵强将。

这是在大局上，在长安城兵力上，太子党更是占有绝对优势，据《旧唐书》记载，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实际能够指挥的人员也就在八十人左右，而东宫却有精兵两千多人，这还不算李元吉的齐王府。

上有李渊支持，下有精兵猛将，李建成根本没有必要杀李世民。

我们在看《康熙王朝》时经常愤懑于，太子胤礽得到康熙那么多宠爱，他只要不是自己作死，皇位迟早是他的。

我们在史书中也经常会看到谋臣对太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恪守本分，一动不如一静。

这其实就是西汉政论家贾谊的一个著名观点——逆取顺守。

意思就是，在处于非统治地位时，可以采取“逆取”的策略，阴谋诡计无所不用，用不道德的行为获得收益，用残忍的手段打击对手。但是一旦处于统治地位，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了，即所谓的“顺守”，要讲求仁义，标榜宽容，行事光明磊落。

为什么处于统治地位了，反而不如处于非统治地位时那样随心所欲、雷厉风行了呢？

原因很简单，处于统治地位者不只要行使权力，更有做道德楷模的责任。这是先秦时代儒家、墨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汉代以后被一以贯之的政治操守。

而处于太子地位的李建成就处于这种境地，他不能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用自己的太子身份和政治前途去冒险，否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拱手予人。

如果李建成执意要除掉李世民，那么他的风险成本太高，而所得到的利益又太小——对他来说，除掉李世民，所得到的利益不过是巩固了太子地位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特别冲动、幼稚的人，谁都会作出和李建成一样的选择。

可以说，李建成兄弟之间长达四五年的争斗，之所以会长期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建成的选择，处于优势地位的他理所当然的是这场权利游戏的规则制定者。

而李建成又有大顾忌、大包袱。

李建成最大的顾忌，就是他的太子身份，以及李渊对他的期望。显然李渊是不愿意李建成做一个和兄弟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李建成必须克制，必须收敛。

这也是李渊一直未采取强力措施的原因之一，游戏的烈度在他和李建成的掌控下处于可控状态。

但李世民就不同了。

对他来说，所拥有的支持者很少，所能控制的资源也不多，而李建成既有合法的身份，又有李渊的信任与支持，更有一班朝廷官员的拥戴。

所以，他拖不起，也不能拖。没有大的变数，他只能坐以待毙，眼看兄弟一步步走向皇位。

于是，当李建成在合法领域内使用最厉害的“釜底抽薪”招数，驱逐了他的心腹，挖角他帐下武将的时候，被逼到山穷水尽的李世民只能突破合法领域，采取非常手段，破釜沉舟。

李建成因为优势，所以愿意遵循游戏规则，他只需要等即可（当然在削弱李世民的情况下），而李世民因为普通皇子的身份，只能处处受制，挨打。

但他也有优势，李建成因为顾忌，所以束手束脚，只能循规蹈矩，而他却因为只有华山一条路，所以屡出奇招、无拘无束，毫无政治底线，最终一把掀了桌子。

当然李建成拒绝从肉体上消灭李世民，并非说明他良善，只是时候不对，等到他顺利登基，将兄弟削去兵权、软禁甚至幽禁也是大概率事件。

从这一点上来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确实是被逼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