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前，一场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正在全国各处上演，关于地下党员在隐蔽战线的斗争虽然没有那么波澜壮阔，可他们对于革命的胜利却有着极大的意义。

由于不少地下党员都在当地工作多年，也与老百姓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在一些重要的时刻，老百姓也会主动伸出援手。

隐蔽的地下斗争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要消灭敌人，要通过两种战争方式，第一种是公开的战争，第二种则是隐蔽战争。”

可以说，相对于与敌人面对面厮杀，隐蔽战线同样为革命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缔造者是周总理，他曾说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曾题词道：侦查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

翻开那段历史，一切又是那么惊心动魄。

早在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并大肆对共产党员进行搜捕和屠杀，当时周总理正负责着上海的地下工作，他亲自领导并创建了“中央特科”。

同年5月，我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特务工作处”成立在汉口，这也同样是在周总理的倡议下成立的，标志着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专门机构开始萌芽。

当时特务工作处的工作人员都是很特殊的，他们身上大多具有国、共双重身份，有了他们传递出来的情报，也让很多同志避免了危险。

比如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的消息就被武汉特务工作处的同志给提前知悉了，身份重要的陈独秀及中央其他成员成功避开了国民党的搜捕；八七会议召开后，特务工作处精心安保，使国民党警探对鼻子底下的“惊雷”一无所知。

由于中共中央机关从从武汉迁回了上海，也使特务工作处就此成为一段历史，可那3个月的情报工作已经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也使得周总理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机构，才能确保党的安全。

因此，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成立后，周总理也注入了大量心血，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和原则，为了能使得情报工作快速走向正轨，周总理专门举办了训练班，并亲自作政治报告、明确纪律，还组织了一些成员在海上训练射击能力，以此来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

根据工作需要，中央特科也渐渐成立了分工密切的四个科，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无线电通信科。

组织架构虽然容易诞生，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想要发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但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们就是在敌人的威胁下利用复杂的人际关系发展到了国民党通讯社、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等多个机构中，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更是成功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掌握了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情，确保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相比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都不许搞暗杀活动，不过，至于叛徒是能够消灭的。

比如在1928年4约，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就因叛徒出卖而在上海被捕遇害，特科的内线查明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夫妇告密，红队以鞭炮声作为掩护冲进叛徒家开枪击毙了何家兴。

这件事后，周总理还特意说：“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内奸，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

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给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周总理在处置这件事的时候临危不惧，在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协助下迅速采取了紧急措施：销毁机要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调动顾顺章可能认识的秘书等等。

严密的部署之下，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得以转移，赶在敌人之前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

周总理离开上海后，中央特科作为党第一个专门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在先后持续8年的时间里开创了隐蔽战线工作的先河，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起一支坚强的队伍。

在国民党不断将矛头对准红军时，也是很多地下党的同志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7年，周总理本人在延安附近的劳山遇到伏击，这正是国民党的特务干的；毛主席也曾在乘坐汽车回去的途中遇到国民党特务，当时特务正准备掏出匕首行凶，好在王明的警卫员及时发现并成功制服特务。

面对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不仅要防守，更要以守为攻。

延安附近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在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心思缜密的周总理就在西安精确布局：设立公开、半公开、隐蔽机构3个。

抗战期间的1939年，国内外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中央便需要掌握更高层的情报资料，运营到1941年，中央情报部正式成立，由于“龙潭三杰”中其他两人已经牺牲，也只剩下了李克农一人。

在李克农的实际领导下，很多秘密战线的同志走向了各个情报一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潜伏在各处的情报人员都带来了很多可靠消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的情报人员也迎来了正面对垒。

那一段时间，解放军在很多解放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相关政策，很多土地也都被分给了劳苦农民，一些地主听闻消息后纷纷携款潜逃，国民党为了反攻，他们也组织起了一些“流离失所”的地主，将他们组成还乡团。

这些地主回来后，也利用国民党的余威继续欺压百姓。

一场被巧妙化解的危机

地下党的成员经常要在一线工作，他们必须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

1947年6月，陈锦荣和黄萌准备到村子里去看看还乡团的情况，他们得把这里的情报信息赶紧上报给上级组织。

一日早上，在村中头家居住的茅中兰大姐正在屋子里忙碌着农活，突然听到村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她敏锐地意识到似乎是还乡团那些恶霸地主又回来了。

那些地主在不久前是听闻“解放军打来”的消息后慌忙逃走的，茅中兰一直在村中生活，她也听自己的孩子说：“解放军和过去那些官老爷都不一样，他们是站在穷人这边的。”

茅中兰虽然没见过解放军，可也对“解放军”这三个字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因为“站在穷人这边”是历朝历代都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如今有这么一支军队，自然得去尊重。

地主是听闻“解放军”才逃跑的，他们走了之后解放军果然来了，乡亲们便有了土地耕种，还不用给地主交租，日子很快就红火起来。

茅中兰也发自内心拥护这支军队，心里盼望着解放军能早点解放全国，彻底消灭恶霸地主。

而这次，当茅中兰走出屋外查看后，果然发现那几个熟悉的地主都回来了，恶霸就跟日本鬼子一样无恶不作，他们回来后就东翻西翻找值钱的东西，生怕自己翻的慢，东西会被其他人抢走。

到了傍晚时分，还乡团的人渐渐没了动静，茅中兰这才大胆起来，走到外面抱柴火做饭。

可她路过村口的旱沟时，突然发现那伙人正在沟中蹲成一排，于是茅中兰马上转头离开，生怕那些人叫住自己。

这么多人埋伏在这里，必然是在等什么人的出现，茅中兰思索了一番：肯定不是等某位乡亲，那就是在等解放军。

于是，茅中兰并没有生火做饭，反倒是躲在家门口，看看有什么人到来。

没过多久，陈锦荣和黄萌就来到了村口，他们先是向里面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动静。

黄萌还跟陈锦荣说：“看来他们还没回来，我们去找个乡亲问问情况吧。”

茅中兰虽然不认识二人，可她发现这两个年轻人“鬼鬼祟祟”，既然不是和还乡团的人一起来的，那么就是解放军的战士。

想到这里，茅中兰十分着急，可还乡团的人就在不远处，若是贸然上前提醒，肯定会被报复。

正在此时，自家养的几只鸡从院子里跑了出来，茅中兰眼见二人越来越近，马上对着鸡摆手道：“去去去，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溜达。”

这句话没有引起还乡团的怀疑，而黄萌和陈锦荣却停下了脚步，因为按照村里人的性格，若是来了个生人肯定会上前询问的，他们已经接近了村口，大姨就在不远处，按理说大姨是能看到二人的，可她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故意不看他们，这种情况太反常了。

于是，陈锦荣二人选择迅速撤退。

还乡团的人在老远处就看到了陈锦荣他们，可等了那么久都没见二人进村，一个恶霸赶忙爬出沟查看，此时也只能看到二人的背影。

他赶忙回来汇报情况，说“要等的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其他人纷纷爬出沟出村查看，确定目标已经彻底失散，他们气急败坏，朝着村口的茅中兰家就去了，还不等茅中兰反应，一个巴掌就重重打了下来，有个恶霸说：“就是她喊那一嗓子，才让那两人跑了。”

茅中兰哭着摇头，表示自己根本就没见到有人来，她还说：“当时我就在家里准备烧火做饭，看到自家的鸡跑出去了，就赶忙去追，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

眼见问不出什么，还乡团的恶霸在警告了茅中兰后就离开了。

虽说素未谋面，可茅中兰还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来解救二人，这也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国民党部队在各个地区节节败退并不是个例，民心所向才是解放军所向披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那些军政要员从没把百姓放在眼里，那他们勾结的恶霸地主就更不用多说了，平日里欺压百姓，百姓更不可能帮助他们。

而黄萌、陈锦荣二人之所以能快速反应过来，也与他们此前接受的大量培训密不可分，在那个时候，地下党的训练工作已经进行了很久了，所有从事隐蔽战线的战士们都有着极强的“嗅觉”，能快速发现危险的来临。

参考资料

残酷的地下斗争，伟大而隐蔽 应琛 新民周刊

地下党在三大战役中的重大贡献 张福岭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