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冲浪，看到一些文章说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不是粟裕指挥的，而是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原因是粟裕在第三阶段病情复发，不得已离开了工作岗位。
打开某百科，搜索“陈士榘”词条，也能看到同样的描述：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因粟裕疲劳过度病倒，他（指陈士榘）代行指挥，获得歼敌25万余人的最后胜利。
该描述引自一个较为权威的网站，被不少人信以为真，造成了不少误解，导致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进行了再次传播。
淮海战役自始至终都是粟裕指挥的，这个本来应该是历史常识的事，为什么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呢？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哪里，出自谁人之口？
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这种说法的记录出自陈士榘上将的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是出自陈士榘之口，而出自他在华野时的部下王德、秘书黄野松所写的文章《陈士榘在华东野战军》，这篇文章作为“附件”被收入。
在这篇文章中，二人写道：
“第三阶段最后围歼杜聿明集团时，粟裕在指挥中疲劳过度，病倒了，委托陈士榘指挥。他（指陈士榘）不分昼夜，亲临作战室值班，坐镇指挥，使他熟练的战场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淮海决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粟裕晚年写《粟裕战争回忆录》，正文对他指挥的淮海战役避而不谈，从济南战役直接跳到了渡江战役，用他的话说：“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淮海战役这个大题目要请小平同志来讲。”但他去世后，他的夫人楚青整理了一篇粟裕谈淮海战役的文章，其中有粟裕对第三阶段作战的设想和部署，并没有说粟裕在此期间病倒。
在《粟裕传》中，我们也找不到关于粟裕病倒，不能指挥的记载。《粟裕传》中确实提到了粟裕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压力太大，“度过了极度紧张的七天七夜”，期间病情恶化，但也明确说明了，粟裕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在坚持指挥：“在追击杜聿明的时候，有几天实在支持不住了，他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
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第二阶段作战圆满结束。12月17日，粟裕就去了蔡凹村，留下了那张著名的总前委五人合影。此时，粟裕已经指挥我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身体情况明显好转。
作为当时华野副参谋长的张震上将晚年写回忆录，也没有关于粟裕离开指挥位置的记录。据他回忆，早在11月28日，中央就给华野发来电报，指出徐州杜聿明集团可能会向两淮、武汉或者连云港方向逃窜。
有的同志认为应该严防徐州以东和两淮地区，但粟裕认为，杜聿明走两淮和连云港海路的可能性都不大，他更有可能沿津浦路西侧绕山区南下。这个片段在影片《大决战：淮海战役》中有精彩的还原和演绎。
这是粟裕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做出的准确判断，也是第三阶段能够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
第二阶段任务（歼灭黄维，堵住杜聿明，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完成后，为了留住华北的傅作义部，华野并没有立即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歼，而是转而发起了政治攻势。
粟裕认为此时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我军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杜聿明无论如何是逃不脱的。他的精神压力一下子小了不少。
在战役的第三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起总攻最为有利，《粟裕传》记载，1月6日，粟裕判断出杜聿明可能要拼死突围，于是决心趁着敌人内部调整，兵荒马乱之际发起总攻。这个总攻命令是由粟裕下达的。
作为当事人的陈士榘上将，在回忆中也并未说过自己曾经代替粟裕指挥过第三阶段的作战，他只说“歼灭黄维兵团后，我立即返回华野指挥部，参加部署指挥战役第三阶段”。
既然粟裕、张震、陈士榘这些亲历者都不知道粟裕“因病离岗”的事情，王德、黄野松作为旁观者，他们的说法来自何处呢？
退一万步说，就算粟裕真的在第三阶段期间病倒了，把指挥权交给了陈士榘参谋长，第三阶段胜利的首功之臣难道就不是粟裕了吗？
前面已经说过，粟裕在第二阶段准确判断出了杜聿明集团的逃窜方向，并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此时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大局基本确定，需要的只是最后的一击。就算粟裕离开了指挥岗位，也是他确定了第三阶段的格局和形势，他还是当之无愧的首功。
这样的事情在我军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在太原战役的最后阶段，徐向前元帅病倒了，把总攻太原的指挥权交给了路过的彭老总，让他来完成了这最后一击。但事后，人们提起太原战役，都认为这是徐向前元帅是当之无愧的首功，彭老总也从未贪天之功，说是自己指挥了太原战役。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懂，别的也不必谈了。
其实，如果仔细看王德和黄野松的文章，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文章里值得推敲的地方不止这一处，比如，他们煞有介事地说：“外患不可怕，内忧的阴影笼罩，一时难以驱除。由于泗县没有打好，淮阴没有守住，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把责任都推到陈毅和宋时轮的身上，甚至有人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
他们所说的是1946年10月中旬到下旬，山野和华中分局在陈师庵召开的会议。
王德、黄野松所说的“七人批陈”，从历史记载来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陈师庵会议不是一次会议，而是多次大会和小会，期间粟裕和谭震林因为要指挥涟水保卫战，并没有全程参加。
其次，据管文蔚回忆，这次会议的主题并非批评，而是总结和肯定，肯定我军三个月以来艰苦奋战的战果，以及消除埋怨和怀疑情绪，同心协力努力完成任务。
粟裕大将晚年回忆说，此次会议对增强军内外的团结，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也是从团结而非批评的角度去看待陈师庵会议的。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次会议在华野的历史上意义重大，促进了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的融合，是华野诞生前的重要事件。所谓的“七人批陈”，完全是一种偏激和片面的说法，距离历史真相太远。
王德、黄野松的文章中，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观点，他们说：豫东战役前，粟裕渡河南下的基本意图是一心一意消灭邱清泉的第五军，但邱清泉很狡猾，我军不好分割，粟裕提出几个作战方案都不能实施，日夜焦虑，冥思苦想，最后征询陈士榘和唐亮的意见，陈士榘建议佯攻开封，粟裕才下定了决心。
他们说：“由此可见，陈、唐的建议对粟裕改变打5军的决心，并定下打开封的决策，起到了促成和关键的作用。”把陈、唐变成了开封战役的原始决策者。
《粟裕传》里专门对他们的说法进行了回应：“他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为一心一意打五军而冥思苦想’……”这里的有些人，指的就是王德和黄野松。
实际上，粟裕一开始就没有执意打五军，他之所以强调要打五军，是因为中央规定华野要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的目标，朱老总对此还亲自做过动员。粟裕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我已经提出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意见，不能总是不同意中央的决定吧。
在打5军的条件不理想的时候，粟裕得到了开封兵力薄弱的电报，于是顺理成章有了“先打开封，后歼敌援”的方案，这个转变和陈士榘的建议并不大，因为粟裕从头开始就没有坚持过一定要打五军。
两人文章的错误不止以上这三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作者想说的是，粟裕是华野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之一，是我军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将之一，也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不世出的名将，这一点有历史和人民为证，不容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