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帝举办7次佛道辩论,道教一次没赢,灭佛道强迫100万僧侣还俗

吖胖来了 2024-02-02 00:53:16
引言

周武帝掌权后曾7次举办佛道辩论,道教一次都没赢。“一怒之下”下诏令,焚毁经文溶解神像,迫使100多万僧道还俗,寺庙土地及财产收归国有。

佛教无疑是在中国最为兴盛的外来宗教。伴随着其本土化的进程,国内佛教衍生出了不同的宗派,且与印度本土佛教之间已经存在较大差异。

且不同于东南亚、西亚许多国家的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宗教治国的情况,即便是鼎盛之时,佛教也无法左右皇权。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南北朝时期的多次灭佛运动是脱离不开的,佛教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其中,北周武帝算是最狠的一个,因为他不仅灭佛,就连道教都遭了殃。

一、佛教极盛,僧众数百万

东晋以后,佛教在中原大地上大盛,佛寺和僧尼数量激增,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不仅打压了本土的道教,还隐隐有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连的。西晋开国没多久便陷入“八王之乱”中,东晋更是始终孱弱,几乎是被周边游牧民族压着打。

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扰愈加频繁,部分北方的土地为游牧民族所占,中原王朝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火数百年未曾熄灭。

由此,中国进入了持续三百余年的南北战争,短短时间内游牧民族建立十六国。

各民族之间的倾轧,野心家们的权力争夺,让底层百姓困苦不堪。

他们无力改变社会大环境,只得寻求心灵上的寄托。佛教的教义在这种时候契合了人们生活的苦难,让人们短暂地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另一方面,连年战乱的背后意味着统治者对境内人民的大力盘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赋税徭役成为压倒人民的大山。

为逃离过于苛刻的税、役,许多人选择遁入不用纳税,不会被征调为士兵的空门。

北魏末年,即便在当年太武帝已经以血腥手段灭过一次佛门的背景下,全国佛寺竟达到了3万之多,僧、尼人数达到了两百万之巨,占总人口十六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其实有两种选择。

其一,佞佛。

南北朝时期出了许多佞佛的君主,他们大多本身倒不是那么信奉和尊崇佛教,但需要借助已经十分庞大的佛教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时不断“愚民”,让民众活在虚无的信仰之中,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奉献。

佞佛出名的梁武帝

佞佛的典型代表就是北齐和南梁。

在这两朝,佛教的兴盛与皇权既相辅相成,又互为犄角。二者既合力盘剥中层、底层百姓,不断为自身创造利益;又十分注重相互之间的权力倾轧。

总的来看,因为佞佛的时间不算太长,皇权的威严还在佛教神权之上。

第二种选择,灭佛。

灭佛倒不一定是要杀死全部的僧众,但一定要用皇权狠狠削弱佛教的影响力。

在民众信佛者甚众的情况下,灭佛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控制得好是为皇权添砖加瓦,控制得不好就会大大动摇政权的稳定性。

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显然是一个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和影响力很有信心的皇帝,所以他选择了第二条路。

当然,这也与彼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北周灭北齐后,境内人口在三千万左右,佛教徒则有三百万,占据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人不纳税,由剩余十分之九的人养着,十分之九的人还要养军队和皇族,那非佛门之人的生活会有多困苦?

思量再三,宇文邕还是觉得:灭佛更加经济实惠。

二、佛道论辩,慧远咒武帝

武帝之所以要灭佛,除了当时佛教人数已然太多,从国家机器的角度必须予以控制之外,或许还有一点私人恩怨在。

北周建立初期,掌控大权的并非皇帝宇文觉,而是其堂兄、西魏权臣宇文泰的侄儿宇文护。

为找到一个方便控制的皇帝,宇文护接连毒死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改立宇文邕为帝。

宇文护(影视剧形象)

毒死两任皇帝的权臣当道,即便是宇文邕也要避其锋芒。而宇文护是一个非常推崇佛道的人,武帝在表面上也表现出对佛教的极力尊崇。

从后来他对佛教的态度来看,这或许只是明哲保身之举。

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一名叫做卫元嵩的人上书,建议武帝灭佛。

有意思的是,卫元嵩本人幼年曾经出家为僧,但他对佛教并非绝对拥护,而是在不断了解的过程中产生了改革佛教的想法。

正所谓“不破不立”,他上书称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倡导将佛道融于世俗之中,而不是设立寺院专为供奉。

或许武帝灭佛的决心在此时就下定了,因为从次年开始,他便热衷于举办儒释道辩论。

但这才是他登基的第二年,他还没有办法对付自己那个专横跋扈的哥哥宇文护。五年之后,武帝诛杀宇文护,将大全收归己有,便立刻开始着手灭佛。

在屡次辩论中,武帝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对儒家的尊重,和对佛教的打压。零六在下旨时就会将儒家放到前面,将佛教放到后面。

公元573年十二月,亲政的武帝再次召集三门辩论,明确提出“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

此次论辩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武帝的目的,但为了更加师出有名,武帝于公元574年五月十六再次召集佛、道两家于太极殿辩论二教优劣。

这次论辩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佛教中出了一个辩论高手——慧远(也作智炫)。

此人口舌颇为伶俐,在武帝明确批判佛教铺张浪费之后,大多数僧人已经明白皇上的意思,只是默默不语或俯首哭泣,唯有慧远出列。

他先是巧言辩败道士张宾,又开始直接与武帝论辩。

据《广弘明集》记载,此人颇擅诡辩之道。

面对武帝提出的“心中有佛,不必跪拜佛像”的观点,他反驳道“俗人需要借助佛像作为媒介感悟真佛”,并类比到三皇之前,没有文字的人不知道仁义礼智信。

当武帝又提出“佛教乃外国之法”的时候,慧远上溯西周,说孔子的儒学源自鲁国,对于秦晋之地来说也是外国之法。

武帝驳斥道,鲁地和秦晋都归于王化,不同于佛教外邦。谁知慧远竟说,“中华在印度轮王的王化之下”。

慧远的口舌的确了得,但他敢在一国皇帝之前说出这样大不敬,甚至将中华之地归于印度轮王“王化”之下,足以见当时佛教势力已经扩张到何种程度。

武帝本不是擅口舌之争的人,或许也觉得此人谬论之深不足与为辩,便经常不答慧远的话。

这被慧远当作自己占上风的表现,他开始出言威胁武帝,称若武帝要没佛,就会进入阿鼻地狱!

武帝再好的涵养也被耗尽了,他怒斥道:“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

皇帝的话都说到这个程度,慧远却还在继续诅咒。他诅咒臣民会和武帝一起下地狱,还诅咒武帝会全身溃烂而死,在地狱受刑等等。

阿鼻地狱(绘图)

武帝很快解散了这次佛道辩论大会。与其说是“帝理屈”,不如说是武帝本就是个做大于说的人,而且再开下去,慧远未必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

《论语》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帝接下来用实际行动,破除了所谓的“诅咒”。

三、灭而不杀,佛教从此颓

宇文邕之所以被尊为“武”,就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有相当不小的成就。

军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考量,武帝对外扩张需要足够的士兵,也需要足够的挑夫和足够的粮食。这是武帝之所以灭佛的根本。

不知是为彰显自己的公正,还是因为道教在此前论辩中输给了佛教,让武帝很不爽,他下令灭佛的时候,连道教一起捎带上了。

公元574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论辩的第二天,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武帝也践行了他自己的诺言,即灭佛并非为一己私利:

他将查抄的钱财都散给了臣下,将原本的寺庙道观赐给王公,原属于寺庙的大片土地归还于民。

周武帝(影视剧形象)

三年后他灭掉北齐后,又亲临北齐邺宫,召集僧众宣布废佛。

两次灭佛总共减掉了三百万僧众,这些人中强壮者成为军士,普通人则回归种地。税赋来源大大增加,国家经济有了较大的提升。

之所以称武帝这次行动为“灭佛”,而非“灭佛道”,是因为道教真的是被顺上的。

武帝对佛教的打压,对儒家的尊崇,实际上有一点宣扬“文化自信”的意思。他主要针对的不是本土的文化和宗教,而是外来的。下诏灭佛、道十天之后,他就特赦了道教。

相比于北魏太武帝和后世的唐武宗,北周武帝的灭佛是比较温和的,太武帝灭佛时对沙门大开杀戒,其中其实是有对笃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的警告之意在的。

但是由于过于激烈的灭佛,事后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悔恨,从而诛杀了当初建议灭佛的辅政大臣崔浩九族。

唐武宗灭佛始于流言。

当时有传言说藩镇有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当即在长安城中打死僧人三百余。此后不久便开始拆除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

至会昌五年,全国上下仅东西二都可留两座寺院,各节度使治所可留一座,每座寺院中可留30人,其余全部拆除。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相比于其他两个以“武”为号的皇帝,周武帝没有屠杀的灭佛运动不可谓不平静。

更何况,他在此前已经做了足够的舆论宣传准备——经常找三家辩论,并明显表现出偏袒之意便是为此。也只有慧远那样的愣头青,会在关键的节骨眼上不要命地冲撞皇帝。

温和不意味着效果不好。太武帝灭佛后佛门再次兴盛,甚至达到了比他灭佛之前势力更大的程度。

但是,周武帝灭佛之后,此后中原大地上佛教人数再未曾达到百万之数。北周的三百万僧尼,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僧众人数之最。

从政治上来讲,周武帝灭佛也是相当成功的。当时便有人称赞其为:“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

僧众还俗带来的大量人口使得北周国富兵强,为其灭北齐,乃至后来一统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周武帝在灭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很具有独特性。他不是因个人好恶灭佛,也不是因权力斗争灭佛,而纯粹是为国家需要而灭佛。

单从这一点上来讲,宇文邕就是一个好皇帝。

更何况,他在灭佛期间只毁典籍、佛像而不杀人,没有彻底否定佛教的教义而只是宣称“心中有佛,无需拜佛”,这些都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非有无与伦比的信心和雄才大略,不足以做到如此。

武帝在位期间,百姓生活安定,北周政治清明,国势强盛。

这样的一个皇帝,又怎会因为一介僧人的诅咒而下地狱呢?当然,北周武帝本身不信佛,他本就不在意所谓“地狱”之说。

百姓生活安定,不受战乱之苦的情况下,原本就不需要通过信仰宗教逃避正常的税赋,和为自己的困苦找到心灵寄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慧远论辩时武帝所说的“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他也真实做到了。

参考文献

《广弘明集》

《南齐书》

《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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