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砸开了大清王朝的大门，将中国强行纳入了世界文明前行的轨道，步入了社会进步的快车道。此时，相对于古代10个覆灭王朝的内忧为主、外患为辅，对清王朝和民国的覆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外患，内忧则成为次要因素。也就是说“天时”发生了改变，因此“人谋”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一、时代变革的快进性
康乾盛世之后，清王朝开始逐步走下坡路。到鸦片战争时，在外国列强的侵夺下，清王朝衰败的步伐加快。然而，从1840年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70多年间，虽然爆发了1850年末开始的转战13省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至1868年的捻军起义、1856年云南回民起义、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1895年开始的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以及1900年义和团灭洋运动等各种起义活动，但始终没有出现“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一呼百应的波澜壮阔全社会动乱的场面。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不可谓不大，采取直捣黄龙的大进军策略，占领了富庶的江南衢地，建立了国家性质的政权——太平天国。然而最终却被民团性质的湘军扑灭。由此可知全国范围内广大民众响应起义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从古代中国王朝覆灭的经验看，清王朝的“内忧”并没有达到足以导致王朝崩溃的程度。
清王朝为了克服外患，痛苦地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守旧派与革新派的激烈斗争中，缓慢地推动维新运动、洋务运动、立宪运动等各项变革，比较有效地促进了新式经济、新式军队、新式教育的发展。然而改革的进度实在太慢了，根本无法转变被列强欺凌的命运，也无法满足新生资产阶级、新型军队、新知识分子等中国新精英分子的要求。于是精英分子中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力量极力宣扬革命思想，发动各种革命起义活动，逐步在社会上层形成了广泛影响力。到1911年，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成功，将这种影响力转变为革命实效——14省迅速宣布独立，导致清王朝灭亡。
然而要看的是，辛亥革命除了武汉有些战事外，其他地方可谓平静安好。整个革命基本上没有普通民众什么事！因此，清王朝的灭亡主要不是由于内部政权腐败不堪、民不聊生而被普通民众推翻的，而是清王朝缓慢变革无法解除大航海开启的全球化对中国形成的巨大外患，以及中国新思想精英革命分子们不满于清王朝缓慢变革而促成的。也就是说，按照中国古代王朝战争立国的经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不是前一王朝的内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水到渠成，而是革命精英利用外患促进的、催熟的。由于是被催熟的，早产的中华民国并没有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安定团结和繁荣发展，也没有成功解除外国列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祸患，却引爆了军阀混战的内忧问题。中国被列强进一步控制，人民生活愈加困苦。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解决中国的外患问题，以及引爆了军阀混战的内忧问题，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思想的进一步开放。此时，结束军阀纷争、求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安定成为民心所向，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时代所趋。
为着进一步救国图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承接清末革命思想和立宪思想的斗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新思想井喷式活跃起来，不仅在理论上进行论战，而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其中，取得最大成就的当数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又称大革命。这场革命的最大特色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工农运动的结合。也就是孙中山主要依靠以张静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并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先有1924年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革命领导群体，组建了可直接领导的以黄埔军校军为主体的革命军队；然后有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接着是1926年广西主动归并，实现两广统一；紧随其后蒋介石领导北伐军横扫湘鄂赣闽，黔浙主动附义，传檄而定安徽，席卷东南浙苏沪地区。
蒋介石在北伐军占领浙苏沪地区后，在江浙财团等强势阶级，以及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彻底抛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肆屠杀，走向了中国传统的单纯依靠强势阶级武力夺取和权谋攫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随后有宁汉分流，两路继续北伐，会师陇海线，山西附义；再有宁汉合流后继续北伐，于1928年迅速攻克平津、张学良改旗易帜，国家实现名义上的统一。中国传统的依靠强势阶级实现战争立国的道路获得再次成功。
总体上看，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能够在短短的不到3年的时间完成国家的“统一”，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大势，响应了资产阶级的民心所向。随后也出现了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8－1937年）。
然而，国民党的这种统一只是名义上的。刚统一不久，就爆发了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新军阀战争，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的状态并没有太大的改良，国内纷乱不断，内忧仍在发展。如果历史给蒋介石以更多的时间，也许他能够如刘邦除掉韩信等异姓王、康熙平定吴三桂等三藩的故事，逐步建立稳定的全国政权。但历史不允许假设。正如清王朝主要亡于外忧，蒋介石政权所面临的外患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继续发展。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东北三省，标志着外国列强侵略、宰割中国的民族危机愈加强烈，外患更趋严重。可以这样讲，蒋介石的“统一全国”既没有成功解决内忧问题，也没能化解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患问题。
面对内忧和外患，被昔日盟友国民党中途抛弃并遭到全面屠戮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奋起单干，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承担起解决中国内忧和外患问题的重任，开启了“无产阶级政党”独立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说，在孙中山将中国社会文明进程往前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将中国革命进程进一步提前，与蒋介石政权展开了破除中国内忧和外患的路线竞争。于是，以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行动全面展开。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探索战争立国道路，在新军阀混战的夹缝间，建立了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了30万的红军。
面对国内群雄割据的内忧与日本入侵的外患，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采取三国时荀彧驱虎吞狼之计，以剿灭中共军队为借口，驱动各军阀与红军对抗，彼此消耗，蒋介石的中央军再收残局以拾全利。此计虽然收到一定的成效，如成功地占领了绝大多数红色割据地区和给予红军以巨大损失，同时中央军势力得以伸入西南诸省，并收拾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但多数军阀都识破了蒋介石的奸计，先是陈济棠给红军让道，后是湘江战役白崇禧实打实放，最后更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实施兵谏。特别是西安事变，意味着蒋介石驱虎吞狼之计的破产，迫使其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高举抗日大旗，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统领各路军阀和八路军、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对抗，优先解决外患问题。
抗日战争中，面对相同的外患形势，国共两党在合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路线。国民党采取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既在正面战场全力抵御日军的猛烈攻势，也派出百万游击军深入日军占领区进行敌后斗争。共产党采取动员和依靠全民族一切力量的抗战路线，率领5万余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展开游击战争。
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虽然节节败退，以及发生汪精卫叛变投敌事件，但按照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还是给予了日军以大大消耗，粉碎了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在敌后战场，国民党各游击军虽然也成功地实施了一些游击战争，但由于派系林立、组织不力、脱离群众，敌后游击战争成效不明显，而且大约有一半国民党游击军被日军“收编”为伪军。可以说，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总体上以失败收场。
然而，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如鱼得水，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展抗日武装，组织游击战争，破坏日军统治，使日本武力占领中国、以战养战灭亡中国的梦想彻底破灭。通过动员群众，实施全员抗战，共产党军队力量得到极大发展，从全面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到260余万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共产党人成功地在敌后发动群众、与日本占领军展开游击战争，700多年前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感叹又将再次响起。从这一点来讲，相对于国民党100万敌后游击军草草收场，共产党人的敌后游击战成功地破除了千年以来外族入侵所形成的中国外患问题。
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协作下，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援下，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的外患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借助于抗日战争，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峰，成为全民族的大英雄，二战四大战胜国元首之一；国民政府得到了美国大量军事援助，使蒋介石中央军实力迅速增强；国民党其他派系力量被极大削弱，基本不再具备与中央军分庭抗礼的能力。利用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超前的革命路线获得极大成功，军队获得发展壮大。
原本蒋介石将共产党军队推向日本占领区，是想借日本人之手来消灭共产党力量，是新的驱虎吞狼之计。没想到这倒成就了共产党，让共产党军队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完成了军事力量的原始积累，具备了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拯救中国的力量基础。从这一点来讲，蒋家王朝覆灭的社会形势是日本侵华这一外患，即天时。抗日战争给了中共军队发展壮大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天时）对国共两党而言是均等的，关键是在敌后战场上的“人谋”是否恰当。而国民党敌后战场的“人谋”显然不如共产党。因此，仅敌后战场而言，蒋介石还是败于国民党内部的“内忧”。
不论蒋介石的敌后战场是如何失败，抗日战争已经将蒋介石推向了巅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抗日战争后，蒋介石迅速挟抗日战争中所蓄积的强大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进行了全面攻击。
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快速滋生的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也在其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中充分暴露出来，四大家族疯狂敛财，各级官吏上行下效，“五子登科”，贪腐横行，抓壮丁派差役，搞得民怨沸腾，迅速成为其政权新的内忧问题。这些内忧问题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当国民党主力部队被歼于长江以北后，腐败的国民政府居然无法在长江以南地区再组织得起任何有效的战事，直接退守台湾一隅。即便是历史上的西晋和北宋在失去半壁江山、皇室被掳的情况下尚能退守长江以南；明朝末期在北京朝廷覆灭的情况下，南明政权尚坚持了18年。
由此可见，蒋家王朝的腐败程度要远胜于西晋、北宋和明朝末期。秦朝、晋朝、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三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从国家统一至灭亡，秦朝是14年（前221—前207年），西晋是37年（280—317年），隋朝是29年（589—618年）。而中华民国是21年（1928—1949年），仅比秦朝强一些。从这个层面看，蒋家王朝迅速腐朽导致的内忧问题比西晋、隋朝、宋朝、明朝末期更厉害。如果从巅峰至灭亡来看，秦朝从统一全国达到政权巅峰，到灭亡是14年；蒋介石王朝从抗日战争胜利达到政权巅峰，到灭亡是4年。这也说明蒋家王朝腐败导致的内忧问题比秦朝还要严重。兴也勃兮！倾也忽兮！
总体来看，蒋介石因强势阶级的支持而快速实现国家“统一”，因外患无法将强敌消灭于萌芽状态，因内政腐败分化而快速覆灭，走了一条既与中国古代传统兴亡相类似，又有所差别的道路。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以将中国历史进程提前的节奏，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和内忧问题上取得了成功，通过战争最终建立了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