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学郭继承:有几个读书是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

安露星座 2022-07-26 00:43:01

近日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继承的一堂课,郭教授下面一段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我们中国人,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民族是堕落,是在堕落的。考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有多少人来到政法大学报考的时候,是为了社会的公正,是捧着一颗良心,要给所有苦难的求一个公正来的?

朋友们,中国古代的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完全是指向外的,是要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社会的。良医是治病救人,良相是治国安邦,表达的清楚吗?那是读书人的理想,可是今天所有听过这个视频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扪心自问,有几个人读书抱着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有几个人不是光宗耀祖,不是蝇营狗苟,为了一点儿钱和权力?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特别重要。

我给这个甘肃省某一个市政府的发改委讲课,我说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到今天。我们经济上看得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风气你看过没有?金钱和权力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我告诉大家,比如咱俩都40岁,我已经是处长了,你还不是个处长,我在你面前就优越感。我一个月2万,你一个月3000,我就有愉悦感。这是一个民族极端低劣的表现,一个国家做到这个程度是很可怕的,金钱和权力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

以上是郭教授课堂讲话的部分节选。郭教授的这段话核心即两句话:

一,金钱和权力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是普遍现象,也是民族极端低劣的表现。

二,高校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钱和权力”而读书,而非为社会的公正,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我想不管你处于什么立场,但凡你不是住在山洞里,我相信都对这段话有共识和同感。郭教授指出了一个现象,抛出了一个问题。我这里借花献佛,分析一下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尝试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人是环境选择的结果

我从不相信,受教育多年的同学们,没有追求“社会公正”,“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和初衷。可多数同学现实的选择,却恰恰背离这个初衷。这个选择的背后,是对现实和环境的妥协。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环境的适应性选择。

作为受现代教育训练的学生,后天的理性是逐步替代先天的感性的。这是教育的本身的作用,也是目的。如果受现代教育多年,依旧保持着原始的感性判断大于理性判断,我只能说这是教育的失败。

遵从理性选择的学生,结果却是追权逐利。如果理性导致这样的结果,这绝不是理性的错。而是理性与结果的关系出了问题,这种匹配关系是环境造成的,绝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

因此,我不会像郭教授这样,通过暗示将责任甩锅给学生,甚至诛心学生,责怪学生丧失“追求社会公正,为国为民”的理想。

那么问题来了,学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或者说,理性选择为什么会导致“追权逐利”的结果?

追求自保是直接原因

我认为,学生做这样的选择最直接的原因,是追求自保。追求自保并不仅仅限于学生,而是包含我们社会中各行各业的绝大多数人,不分穷人,富人,社会阶层和地位。既涵盖苦苦挣扎的弱势群体,也包含处于焦虑阶段的社会中产,更包括像马云,刘强东等等社会上层,甚至还有体制内的公职人员。

为什么拼命追求自保?因为社会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以及缺乏心理安全保障。大多数人都有“患得患失”的心理阴影:

患得,是因为“得”没有依据,规则和标准一直是模糊的,每个人都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得”是否真的无风险,自己都惴惴不安。

患失,是因为“失”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自己无力掌控和对抗。因为它来自规则和标准的多变,规则和标准会“因人因时”而变动;标准一变,“失”随时产生,自己无能为力,甚至连“补偿”的途径都没有。

人若一直追求自保,那所谓的“为国为民的理想”,都很难在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排序中,得到多高的位次排名。在多数人看来,钱和权,是维持自保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手段和工具。

于是,基于理性,学生的选择也不足为奇了。

重塑法治公信力

社会的不确定性,源于法治公信力的弱化,导致人性之恶如脱缰野马,泛滥成灾,法治无法有效震慑人性之恶的出笼。

我们有个非常落后的思维惯性,在对待人性之善恶的话题,习惯于用对内站队和对外诛心的原始手段来治理。这种手段,极其简单粗暴,且早已被证明是无效手段。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手段本身,恰恰是“人性之恶”泛滥成灾,无法得到有效限制的根本原因。

因为,人心本身就是社会最大的不确定来源。人性和人心的不确定性和边界的模糊性,人类无法将其分的清清楚楚。站队和诛心,是一体两面;利用站队和诛心来制造“确定性”,等于是手段也模糊化了。这种操作不仅不会产生“确定性”,反而是让社会的“不确定性”叠加和倍增了。

完善的法治才是对冲社会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法治的确定性,精确性,公平性,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可量度的价值判断标准,消除了判断标准的争议,这让人性之恶无处藏身和遁形。

总结

让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让人性之恶暴露于法治的阳光之下,彻底摒弃落后原始的“站队和诛心”手段,才能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

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才能给公民提供底层的心理安全感;每个人都有了心理安全感,放弃对自保的孜孜以求,才能彻底让“理想”的光芒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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