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敌救援黄百韬兵团的黄维兵团被中野解放军包围后，徐州之敌也变得岌岌可危，华野大军在歼灭黄百韬后开始了围城。

这时，徐州之敌杜聿明及其邱、李、孙三个兵团只有四条路可以逃跑。

一是向东。从徐州直扑连云港，在连云港组织“敦克尔克”式的登船撤退，此路只要海军有足够船只运输，军舰、飞机掩护，效率较高，可从海上撤走。

二是向东南。从徐州向两淮到扬州，此路河川水网较多，行动较迟缓。

三是向南。从徐州沿铁路两侧到蚌埠，此路已试过，不行，华野大军云集，攻不动。

四是向西南。从徐州向永城、涡阳、阜阳，此路若沿公路撤退，桥梁未被破坏，行动较迅速，解放军若平行追击，则需在冬天涉过五条河流及许多支流，有不少天然障碍可抵挡些时日。但是，这条路最可取的是，邱、李、孙三兵团只要到达永城后，可在任何一点上，顺着东南流向的河水，顺流而下，或趋宿县、或扑固镇、或向蚌埠。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杜聿明及其手下三个兵团南折后，可向双堆集与黄维兵团会合，将黄维解救出来，再一起南向，与刘、李兵团相聚，到那时，七个兵团团在一起，解放军真是“啃不动”了！

所以，蒋介石选择了最后一条路线为“救命之路”。

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徐州敌人可能突围逃跑方向也早有考虑，但何时逃，往哪个方向逃？还不能完全准确估计到，毛主席只是一再提醒华野密切注意敌人动向。11月28日，军委电报指出：

“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

这个估计，即徐州之敌的逃跑方向即是向西或者西南。

毛泽东的估计也得到了粟裕的支持。第二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估计徐州敌人三个兵团，“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就便南撤”或“主力乘隙向南，或向两淮突围可能”。

蒋介石的逃跑方向，是最高机密。在决策会上，他曾经当众宣布决定：邱、李、孙三兵团向东经连云港海运撤退，并布置海空军配合。可散会后，他又把杜聿明邀到另一房间，低声告诉说：“刚才的布置是假的，因为在座人多，或有暗通共产党的人，真正的突围方向选定为西南。”

他不料此举完全是徒劳的。

首先，他被毛主席猜出了。

接着，又被粟裕猜出。

第三日，毛主席的猜测就得到了证明。

11月30日，杜聿明突然命令邱、李、孙三个兵团往西转移，撤离徐州。一时间，徐州街上卖绳索、扁担的山货铺里，挤满了国民党的兵，那些事务长、采购上士之类人物，才不管保密不保密，这些东西，连队要用，官太太要用，不然大包小包行李怎么弄走呀！还有荷枪实弹的小队，则更厉害，只要是车子，不论卡车、客车、胶轮车、黄包车、独轮车、自行车，见到就抓，就扣押走，一律“军用”！见到年轻力壮的汉子，也抓去当挑夫，随军行动。而火车站，奉“剿总”之命，炸毁机车的震天巨响。

这一切发出了杜聿明撤离徐州的信号。

就这样，杜聿明带着军队，随军眷属、地方行政人员等30多万人，沿着肖(县)永(城)公路往西逃。摩托车、坦克、炮车、十轮大卡车、小轿车、骡马大车，抓来的商车……. 男女老少，人喊马嘶，轰轰隆隆，汇成一片浊流，时走时停，经常堵塞于途，连杜聿明的小轿车也无法通过。从徐州到肖县，仅50华里，大军却走了一天，也没走到。

当敌人逃离徐州向西而去的消息得到证实后，粟裕立即调整了部署，命令各部追击敌人。

11月2日，毛主席亲拟电报指示华野，并告中野：“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

粟裕立即火速命令南线机动兵团，不仅要平行追击，还要实现超越追击，迎头拦截敌。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政治军事畅销书榜第九名（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