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与他人交流时，有时会用一种比喻的方式，给对方戴上一顶帽子。

有人会指责我是在模仿文革时期的做法，习惯性地给人扣帽子。

其实，扣帽子本质上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是人们处理复杂信息的一种必然方式，是简化问题的手段。

比如，如果我要对莫言提起诉讼，我可能会给他贴上“极左”的标签。这类人通常被称为“极左”。

分类是为了更简单地理解世界，就像我们会把普京定义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把民主党拜登定义为社民主义者一样。

然而，扣帽子只是适应人们分类沟通的需求，而与四十年前的文革运动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有一些人，比如毛星火，不仅仅是贴标签，还要打棍子。

打棍子意味着采用暴力手段对待他人，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肉体上的管制。毛星火在网上公开纠集人群，要求使用暴力对付莫言，这就是打棍子的本质。

想要进行打棍子的行为并不容易。要采取暴力手段对待他人，需要满足多种条件。

毛星火之所以敢于公开发起这种对莫言的暴力行动，部分原因在于司马南曾经在网上发起过类似的行动。司马南发起的抓汉奸运动让他成为极左的领袖，并且他本人没有受到任何后果，反而在美国大使馆成为嘉宾。

然而，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法律的支持。对英烈相关法律的制定对毛星火是一种鼓励，为他创造了一种政治正确，即以侮辱英烈的名义来网络审判莫言是有可能得到法律支持的。

打棍子的行为需要在舆论上获得响应，同时在法律上有相应的支持，这样的行动才能得以发起。这种政治正确往往与对历史的评价有关。

然而，毛星火等人真的在乎历史问题吗？很多时候，这些人之所以发起意识形态的冲突，更多是对当前经济政策的不满，通过历史问题来表达对改革开放的反对。

这些行为背后的真正目标是回到四十年前。

虽然近年来极左在舆论场上崛起，但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中国人不愿意回到四十年前，那个连红裙子都不能穿的时代。这种打棍子的手段只是他们实现目标的一种工具，而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或许被误导，支持极左的观点，但随着更多人认清极左的本质，他们的影响力也会下降。认清司马南本质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会看到这些打棍子的手段背后的真实目标，不再成为他们的拥趸，也不再被用作舆论战的工具。

总体来说，打棍子的行为是一种极端手段，其背后的目标是回到四十年前，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反对。尽管极左在舆论场上崛起，但他们的目标是不可实现的。在认清他们本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向也将不受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