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功名而言，高适是成功者，李白是失败者；就诗名而言，两人都是成功者，李白当然更成功；但就电影的人物塑造而言，李白有多成功，高适就有多失败。

撰稿丨张明扬

《长安三万里》刚上映的那个周末，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总体上的感觉还不错，尤其适合亲子观影，虽然我女儿看了三分之二就找各种理由跑了，毕竟是三个小时的长片。

尽管边看边和老婆吐槽剧情，但还是几乎飙泪了两次：一次是中年李白吟诵《将进酒》，一次是晚年高适对着黄鹤楼说出“只要诗在，黄鹤楼就在，长安就在”。

不过，事后想想，打动我的未必是电影，而是唐诗、大唐和中华文脉。

01

电影的主角是李白，或者说，高适眼中的李白。

据说有些人对电影中塑造的李白极其不满，甚至说这是“恨国党”所为，我反倒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是李白。

在很多细节上，《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当然和历史上的那个李白仍有出入，但情境和感觉都很到位了。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我在写《弃长安》时，也写了李白不少不堪处：比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官迷、政治上不成熟却偏偏认为自己有匡扶天下之才、对家庭不负责任……尤其是投永王那一次，五十七岁的李白不顾宗夫人的强挽，决意入幕永王，离家之前还踌躇满志，“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最后的结果是，永王败亡，李白身陷囹圄。

但我必须承认，我是深深崇拜李白的。这个崇拜的前提是，我了解李白身上所有的不堪，也不想为他强行找什么理由掩饰，但我仍然喜欢他。

我喜欢的李白不是什么千古完人，你说他渣男也好，一事无成也好，但能写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够了，真的就够了。

真实的李白就是这样，惊才绝艳，却又一身的毛病。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我很不理解现在很多人的想法，为什么在电影里看到李白的一些性格弱点，就感觉自己的偶像被侮辱了，甚至拍案而起。你不愿意接受和直面一个人的弱点，这种浅薄的喜欢有什么意义？

罗曼罗兰有一句烂俗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但置于李白身上，倒是更有些道理：世界上只有一种爱，那就是认清一个人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他。

一边喜欢着李白的诗和人，一边调侃嘲讽着他的各种段子，这种喜欢不是更真实和坚实么？

对大唐、唐诗和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听到一点批评则暴怒，为什么不能一边接受批评直面缺点，一边仍然不管不顾的喜欢着呢？

总之，可以这么说，《长安三万里》是我看过的各种影视剧中，李白形象处理最成功的一部。

02

《长安三万里》用高适作为叙事者，追忆似水年华。

对于盛唐和安史之乱来说，高适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串场人物”，是天生的“阿甘”：高适和李白杜甫都有直接密切的交往，三人曾有过文学史上著名的梁园之游；高适见证甚至直接参与过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潼关之战，李隆基幸蜀、永王之乱……

还有几次电影没提的。比如，弃长安前，高适曾在朝堂上坚决主张保卫长安；睢阳被围时，高适曾试图援救张巡许远。

用高适的视角串联电影很好，但问题是，为什么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高适呢？有网友嘲讽称，《长安三万里》中的高适犹如一个政治课代表。

电影打破了李白的神话，塑造了一个更有张力，更真实的李白；却又莫名立起了新的一尊高大全偶像：高适。

《长安三万里》强行给了高适无数光环。

比如，所谓李白年轻时救过郭子仪，本就更接近传说，电影里直接把功劳分给高适一大半。

在历史上，永王之乱后，高适没有积极营救李白，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毕竟他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电影里，高适被描绘成苦心孤诣的大爱者，表面冷峻，暗地里却为营救李白操碎了心。

更夸张的是，历史上的高适并不以军功闻名，在与吐蕃作战时，“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旧唐书》），“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新唐书》），但在电影里却被塑造为运筹帷幄、大败吐蕃之“军神”。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我不是说电影不能虚构。事实上，我很反感那些但凡看电影就扯史实的人，没有必要的虚构，电影也好，历史小说也好，根本就称不上作品。

但虚构也有高下之分。最理想的状态是，历史里没有提到过的空白，小说和电影可以尽力“补白”和想象，比如马伯庸就是这方面的顶级高手，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塑造了张小敬这个精彩的人物形象；但史书中有明确说法和定论的，小说和电影尽量不去推翻。

《长安三万里》就高适的塑造，显然没有达到这个最理想的标准。

但这毕竟是高标准。《长安三万里》的问题是，用虚构把高适这个人物弄得过于不接地气了，不仅缺乏了张力，更绝缘于人性的幽深。

这不是高适高三十五，这是从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叔叔。

如果史书上的高适过于单向度和高大全，文艺创作中反倒应该以必要的虚构和补白，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更有生气一些；但人家史书里的高适挺多元的，按照这个方向虚构补白些情节即可，为何要反其道行之，把高适强行变成了高大全？

高适不愿营救李白一事，反倒是体现人性复杂和幽深的一个好题材，友情与仕途的矛盾本就构成了张力，更何况，高适与李白的政治性格本就不同，前者严肃冷峻，后者浪漫操切。为什么一定要让高适救李白，还救得这么内敛博大？

还有云山城之战，既然真实历史中是战败的，就不太适合强扭成大胜仗了。在失败的前提下，难道高适的故事就不能够展开么？在大时代中，个人的渺小，英雄人物努力的无济于事，不更能体现盛唐终结时代的时代气氛与英雄失路？

当然，我也理解，电影也要面向孩子这个群体，不能拍得过于“成人化”。在处理友情时，要尽量简单点，主角最好是熠熠生辉，没有遭遇任何人性挣扎的；战争戏，特别是以一场酣畅淋漓大胜结束的战争戏，是票房的保证。

但这样想，是不是也牺牲了这部电影的“全民性”和成人观众。更何况，就如电影几近完美地处理了李白充满冲突的人设一样，为什么就一定要让高适变得扁平无味？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在某种意义上，高适和李白也是一种人。李白在政治上固然志大才疏，《旧唐书》给高适的评价也是“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

就功名而言，高适是成功者，李白是失败者；就诗名而言，两人中没有失败者，李白当然更成功；但就电影的人物塑造而言，李白有多成功，高适就有多失败。

高适努力了一辈子，虽然功成名就，但发现自己其实和李白一样，也不是真的适合政治，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结局啊。何必一定要树立李白务虚、高适务实这样一个既不符合历史，也不有趣的二元对立。

当然，我仍然认为《长安三万里》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这样的电影类型也是我第一次在国内看到过。

就像我对李白的情感一样，虽然这部电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当时还是让给我感动得不能自已，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