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六月，因为不顾实力上的不足、强行二次出兵与援宋的卫国军队在襄牛（河南睢县）进行交战并大败而归，穷兵黩武发动对外战争的郑国执政正卿当国子驷，在国内的权力和地位都遇到了极大的冲击。
当初，时任郑国次卿为政的子驷于周灵王七年（前565年）四月弑杀了时任国君郑僖公，拥立五岁的郑简公继位；此后，为了稳固手中权力的子驷又抢先发兵击杀、驱逐了准备发动政变夺取权力的部分郑国贵族，稳固了郑国七穆集团在国内的统治基础。
不久后，时任郑国正卿当国子罕因病去世，而粉碎了未遂政变、又出兵伐蔡取胜的子驷在郑国国内的声望已经超过了其他卿士大夫，因此顺理成章地继任执政正卿，成为郑国的新一任当国。
但子驷在郑国国内的人缘，却并没有因为担任了正卿当国而改变——之前，在子驷还未担任郑国当国时，他就曾和郑国大夫尉止产生了不和与分歧，双方之间的关系也极为恶劣；而子驷接替子罕继任郑国当国后，为了压制、报复之前尉止对自己的不敬和对抗行为，于是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公报私仇，处处针对尉氏家族，使尉止不但在个人仕途上难以升迁，而且私人的财帛和家产也损失极大。
不光如此，在周灵王八年（前564年）底，诸侯盟主晋悼公率领联军包围新郑、围攻郑国之时，子驷以当国的身份指挥郑军抵抗作战、并调派郑国其他卿士大夫们参与抵抗晋国联军；而在这一过程中，子驷又故技重施，借机打击压制尉止，故意减少了尉止所率领兵车的数量，想借机使尉止在作战中失利，从而以‘败阵’为由来惩处他，以发泄个人的私怨。
但子驷没料到尉止在作战时十分地勇猛顽强，不但数次主动出击、攻打联军取得胜利，还俘获了不少的联军士卒，立下了莫大的战功。
见尉止非但没有打败仗，还几度出战获胜，子驷不由得恼羞成怒，在战后论功时强词夺理，非要和尉止来分辩、争夺作战获胜的功劳（子驷认为都是由于自己指挥得力、调派有方，尉止才能在出战中获胜）；另外，子驷还唆使自己家族的成员去抢夺尉止所在战争中俘获的联军俘虏。
按照当时的礼制和惯例，在出战取胜之后，立下战功的将领应前往本国宗庙，向先君们汇报胜利、同时举行“献俘”的仪式；本来，这次郑国的“宗庙献俘”仪式，应该是以在作战中立下主要功劳的尉止为主，郑国其他卿士陪同，但身为执政正卿的子驷又借口尉止在作战中指挥的战车数量过多（还说多，都被你已经削减了大半了），在规格上逾制，以此为由不让尉止前往郑国宗庙去‘献俘’。
事后，子驷也不将尉止在此次抵抗晋国联军中的作战事迹奏报给国君郑简公知道，想要抹去他之前的功劳。
子驷这种明显公报私仇、以权欺人的霸道无礼作风，让立下大功却有功无赏、冤屈未伸的尉止恨得咬牙切齿，从此便和子驷势不两立；而在晋悼公解除了对郑国的惩罚性攻击、撤军回国之后，怨气难消的尉止就开始在暗地里筹划，准备等时机成熟之际，联合国内其他对子驷等执政卿士不满的贵族大夫，发动政变，将这些“祸害”国家的蠹虫除去，以消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但除掉子驷等人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尉止却一直没有想好，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所在）。
之前就说过，此时在郑国国内不光是尉止对子驷恨之入骨，忌恨、厌恶他的大有人在——当初，子驷还在担任为政（次卿）的时候，曾经奉时任当国子罕的指派，负责整治、修建郑国的水利灌溉设施，并重新丈量、规整各卿士大夫家族所拥有的田地的边界。
而在整治郑国田地间的沟（春秋制度，百亩耕地之间的灌溉水渠称‘沟’）、洫（万亩之间的水渠称‘洫’），规整各家族土地边界时，主持此事的子驷假公济私，强行把郑国大夫司臣、堵女父、侯晋、子师仆这四家贵族的部分田产以“调整沟、洫”的名义予以没收，然后偷偷转为自己家族所领有；因此，子驷和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这几个郑国大夫家族也都结下了解不开的冤仇。
虽然子驷公报私仇压制和打击尉止，又假公济私地攫取了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等家族的田产，导致与这几家贵族纷纷结怨，但子驷身份贵重、地位超然，又手握军政大权（子驷是郑国公室成员，郑穆公之子、郑国执政六卿之一），所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尉止、司臣、堵女父、侯晋、子师仆这几家和子驷有仇的郑国贵族，思虑再三之后也只得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了事。
但这一次，已经就任执政正卿的子驷，在已经派出军队协助楚军伐宋的情况下，又听从楚国令尹子囊之命，不顾国力上的不足，再次在国内强行征集人员物资，组成第二支军队，用大夫皇耳为主将，率领这支临时召集的军队去攻打驻守襄牛的卫国军队。
而为了筹集军械、军资，子驷从郑国的大夫们手里强行摊派，甚至无偿征集了许多物资、私兵，其中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因为和子驷往日有私怨，被摊派和征集的物资人员更加远超其他郑国贵族大夫家，这让这些和子驷有旧怨的大夫们愈发恼怒、愤恨不已。
原本子驷在名义上是‘借调’诸位大夫的物资和人员，还信誓旦旦地答应——等打败了卫军、获得了战利品之后，再按照各家出力的大小，归还所借物资，并分配战利品。
但郑国第二次强行出征的结果，却是皇耳所率领的郑军被驻守襄牛的卫国大夫孙林父所率的卫军给打得惨败，就连主将皇耳本人也被卫军所生擒；子驷的冒险性豪赌遭到了完全彻底的失败。
出兵作战遭遇惨败，子驷强行征集的郑国大夫们的财产和物资基本上就打了水漂，分配战利品的承诺当然也不用再提了；因此，被子驷忽悠，遭受了巨大财产、物资、人员损失的郑国贵族大夫们对执政的子驷以及他的同党们愤恨怨望到了极点，子驷在国内的名声也一落千丈，其执政的权威和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这里，就要再提一提之前所埋下的伏笔了——为什么在楚国要求郑国第二次出兵攻打襄牛的卫军时，当国子驷还在考虑是否出兵，而一向和子驷不和的少正子展却一反常态地支持出兵，还以“不能同时得罪晋、楚两个大国”的理由来说服子驷；现在子展这么做的原因已经明了了——他就是要让子驷在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并因此得罪国内的其他贵族大夫，导致他因为刚愎自用、言而无信而在郑国国内失去人心，最终以众叛亲离、彻底垮台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自从子驷强行出兵导致襄牛大败后，他在郑国国内的地位就不再稳固，权势也遭到了大大的削弱；虽然另一部分郑军在司空子耳的指挥下协同楚军作战，最后还是带回了一些战利品，但这些物资属于杯水车薪，不够郑国全体贵族来分的，子驷首先得保证七穆集团内部的利益，以维护自己在国内已经出现松动倾覆迹象的执政位置，然后才顾得上其他的普通贵族大夫家。
按照子驷的性格，也不用多说了，在这一次的利益分配中，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和子驷关系恶劣、水火不容的、以尉止为首的那五家大夫家族；而他们在接二连三的不公平对待下，对子驷的反感和厌恶情绪也由此达到了顶点，对子驷行事不公、恬不知耻的行为也更加地不齿与痛恨。
恰在此时，晋悼公为了实施早就计划好了的‘三驾疲楚’战略目标，于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九月再一次率晋军为首的联军南下伐郑，并恢复在虎牢的驻兵，还占据了梧、制两城，对新郑形成了新的围攻之势，郑国的外患再起（就没有停止过）。
晋国联军再度来攻时，以子驷为首的郑国执政六卿又开始手忙脚乱，聚集于公宫朝堂上商议如何抵御晋军来攻的应对事宜，郑国国都新郑城内的气氛一时间十分紧张，贵族和国人们人心开始浮动。
于是，尉止他们在暗地里开始秘密相互联络，并推举了尉止为行动计划的首领，准备寻找机会在新郑发动政变，攻击并除掉子驷等‘丧权祸国’的罪魁，然后拥立其他贤德、仁厚的卿士入朝堂执政，最后与兵临城下的晋国军队再次和议，以达到对郑国朝政的‘拨乱反正’。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十月十四，正当正卿当国子驷、司马子国、子司空耳等执政卿士在新郑西宫内的朝堂上再次举行朝议，商讨如何应对晋军来攻的不利局面时（估计子驷的对策是又要向晋国再一次输诚归附，以换取暂时的安宁），早就做好了政变准备的尉止、司臣、堵女父、侯晋、子师仆这五位大夫率领各自家族的私兵，突然攻入西宫，将没有防备的子驷、子国、子耳当场杀死在西宫的朝堂上，并劫持了出席朝议的国君郑简公，然后退守到北宫。
尉止等人杀死子驷、子国、空耳等人，并劫持郑简公进入北宫，就是想要以国君的名义重新改组执政六卿的人选，再宣布子驷等人为‘乱臣’，进而掌握郑国朝堂上的控制权，以及对新郑的完全掌控。
但尉止等人的政变未竟全功，原本应该参与这一次朝议的司徒子孔，不知为何在当天突然临时告假，并没有在西宫中参与议事；而另外两位卿士——令正子蟜、少正子展，当时恰好另外有事，也没有参与西宫议事；三人因此逃脱了一劫。
而西宫政变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郑国的政治进程究竟要往何处去？下一篇文章为大家继续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