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至80年代，数十万内陆居民为求生活，由深圳越境到了香港，这曾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并最终引发了邓小平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想法。今天帝哥就来聊聊这段往事。

新中国刚成立时，深圳还叫宝安，是广东省的一个县。那时的宝安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首民谣描述的就是当时宝安人民逃港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逃港呢？主要还是因为贫穷和饥荒。比如在1959年，广东省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曾有逃港者回忆说：

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我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而在毗邻宝安的香港，人民却能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宝安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当时逃港的方式主要有走路、泅渡、坐船这3种，泅渡通常是人们的首选。偷渡者一般会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在那个年代，逃到香港以后累积财富、功成名就的人非常多。曾有人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

香港著名的音乐教父罗文也是一位逃港者，罗文祖籍广西桂平，少年时在广州生活。1962年，广东省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下令开放河口，深港边境成了饥饿难民最后的求生稻草。一时间整个广东、乃至全国饥民纷纷涌入香港。当时罗文才17岁，他的母亲已患癌症，家人让他以“赴港买药”为由申请入港，罗文到香港后便投奔了亲戚，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罗文的姐姐接受采访时说：“买药只是借口，他去了，就没打算回来。”

当时国家对逃港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且逃港者选择泅渡的话，因为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悲剧。尽管如此，当时逃港的人还是屡禁不止，曾有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以脚投票”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宝安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但是对接纳了大量逃港者的香港而言，突然涌入的人力资源，直接促进了其繁荣。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复出以后，把广东选为他视察的第一站。11月11日，邓小平到达广州，因为当时宝安的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向邓小平进行了汇报。邓小平听后，连着抽了几根烟，沉默了好一阵后才说：

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事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

邓小平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让当地不少领导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谁又管得了？

但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把邓小平的话听了进去，不久以后，他亲自来到宝安进行实地调查，他发现宝安有个罗芳村，而与其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宝安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部是从宝安的罗芳村逃过去的。吴南生不禁感叹：难怪人心向外了！

穷则思变，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吴南生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吴南生由此受到启发，1979年3月3日，他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省委经过讨论后认为，广东不应该仅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和珠海办。

吴南生

邓小平在得知广东准备搞开放的设想后，非常赞赏，他当即拍板说：“这些地区就叫特区！”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逃港风潮”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