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南明战神李定国》系列连载NO.64

孙可望的降清进一步拉大了明清双方的实力差距，大汉奸洪承畴和吴三桂反复向顺治皇帝上疏，请求出兵云贵，以成一统。

顺治皇帝也再次看到了统一全国的希望，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荡平西南。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了两个多月以后，清廷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了兵分三路进军西南的命令：

第一路，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勒根侍卫李国翰带领所部兵马，由陕西汉中南下四川，进攻贵州；

第二路，任命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经湖南进入广西，与定南王孔有德部下的提督线国安会合，从广西向北攻取贵州；

第三路，任命固山额真、宗室子弟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济席哈统兵前往湖南，在与洪承畴会合之后，从湖南进军贵州。

三路大军在贵州会师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兵或者分兵，攻取云南。

保守估计，三路清军的兵力至少在十万以上。

孙可望终于等到了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对此他跃跃欲试，上疏请求顺治皇帝批准他随军出征。

顺治皇帝批示：不必了。

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这个道理顺治皇帝还是非常清楚的。孙可望刚刚投降过来，不知根不知底的，贸然放他出去，风险是很大的，还是就让他待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吧。

虽然没有实现随军出征的愿望，不过孙可望并不气馁。为了报答顺治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孙可望向清廷全面提供了永历朝廷的各项情报，尤其是涉及到将领配备、兵力部署等方面的军事机密。

之后，他又献上了一幅内容详尽的滇黔地图，作为大军出征之用。除此之外，他还和洪承畴通力合作，在跟随自己投降的部下里挑选了十九位熟悉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复杂地形的人，分拨给三路大军做向导。

大概是觉得仅凭这三路大军并不足以完成平定西南的战略目标，为了一劳永逸地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刚过完年，顺治皇帝又任命豫郡王多铎之子、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人统领十万八旗精兵南下，节制三路大军，共同攻取西南地区。

这支从京师出发的大军当中，主帅多尼是个绣花枕头，在此之前从没有领兵上过战场，这次纯粹就是来镀金的，不足为虑。不过，其他将帅可都是有勇有谋、能征善战之辈。更为关键的是，加上这十万八旗精兵，进攻云贵的清军兵力已经超过了二十万，南明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明这边。

孙可望发动的这场叛乱虽然以李定国和刘文秀以少胜多、孙可望失败降清而告终，事情的走向是符合永历政权大多数人愿望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场规模巨大的内讧极大地消耗了南明的实力。本来南明的实力就无法和清方相提并论，由于这场内讧的推波助澜，胜利的天平更加向清廷倾斜了。

好的方面是，平定孙可望叛乱之后，永历政权的所有军事力量终于完成了统一，而且绝大多数孙可望原来的部将并没有跟着孙可望降清，算是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对于这些明辨是非、忠肝义胆的将领们，永历皇帝一向是非常慷慨大方的。1658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正月，永历皇帝对剿灭逆贼孙可望的有功之臣进行了封赏。

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之前那个汉阳王的爵位是孙可望封的，不算），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咸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他有功将领也各有封赏。

有赏自然有罚，个别将领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选择忠诚于孙可望，必须要有所惩戒。狄三品由德安侯降为德安伯，王会由岐山侯降为岐山伯，张光翠由荆江侯降为荆江伯。

孙可望降清以后，肯定会向清廷透露永历政权的虚实，怂恿清军出兵云贵，而清军也肯定会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大举进犯。贵州的守军全是孙可望的旧部，这些人虽然没有跟着孙可望降清，但是孙可望如果亲自引兵来犯，有他亲自现身说法，必定会造成军心不稳、士气低迷，甚至会导致整个明军防线的崩溃。

针对这个隐患，作为全军统帅的李定国必须要有所防范。他向永历皇帝建议，对贵州所有的军队进行整顿，把孙可望原来的部将召回昆明，由朝廷另派信得过的将领前去镇守。

永历皇帝表示同意，随即下诏召回所有在贵州的孙可望旧将。

一起被召回的，还有蜀王刘文秀。

如果说召回孙可望旧部是出于巩固抗清防线需要的话，那么召回刘文秀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刘文秀对永历皇帝绝对是忠心耿耿。孙可望败逃以后，刘文秀带着兵马前去追击，虽然被孙可望侥幸逃脱，但是绝不能因此否认刘文秀的工作。他一边追击孙可望，一边沿路收集孙可望的部将和士兵，一共收集了三万多人。刘文秀对这些兵将采取的措施是进行改编和训练，用来防备清军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应该说，有刘文秀坐镇贵阳，是可以确保贵州局势稳定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回刘文秀，不得不说是大大的失策。平心而论，李定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有责任的。

回到昆明以后，永历皇帝召见了刘文秀。俩人刚一见面，朱由榔二话没说，张口就问孙可望是怎么跑掉的。

刘文秀跪下解释：“当时杀败孙可望之后，没想到他会从小路逃跑。我带着大部队沿着大路追击，追到盘江边上询问守桥士兵，得知孙可望并未经过，才知道他沿着小路跑了，我只能沿着大路继续追击。孙可望只有几十个人，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换马，只要他不说自己战败，谁敢不应承他？我只能按部就班地沿着大路追，因此没能追上。我追到贵阳之后，听冯双礼说孙可望已经离开四天了。再想派兵继续追，已经很难追上了，所以让他跑了。”

听完刘文秀的解释，朱由榔沉默了半天才说：“早知道捉不住，当初就不该追他。现在人没抓住，反而刺激他降了清，恐怕云南之祸不远了。”

朱由榔的一系列操作着实让人看不懂。刘文秀在贵阳劳苦功高，大老远地从贵阳奉诏回到昆明，朱由榔不好好慰问一下也就算了，居然第一时间质问孙可望是怎么跑的，摆明了是在怀疑刘文秀念兄弟情谊，故意放水让孙可望跑掉。

刘文秀解释完，他又说不该去追，结果逼得孙可望降了清，恐怕会招来清军的进犯。这话更是莫名其妙，追击孙可望还追错了？难道当初不追击孙可望，孙可望就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吗？就不会选择降清吗？

朱由榔，你真的不是当皇帝的料。

皇帝既然已经定下了评价刘文秀的基调，朝廷里的那帮老狐狸自然能够闻出一些不一样的味道。个别心理阴暗的大臣开始散布刘文秀辜负皇恩、心怀二心之类的言论。

一腔热血、赤胆忠心，却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事搁在谁身上都很难接受。从此之后，刘文秀整天满面愁容、闷闷不乐，心态越来越消极。他把军营里的大小事务全部都交给他的护卫陈建操办，朝会也很少参加，基本上处于足不出户的状态，很快就一病不起。

听说刘文秀卧病在床，朱由榔和李定国多次前去探望，再三好言安慰，同时增派御医进行治疗。

俗话说：身病易治，心病难医。朱由榔和李定国的补救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刘文秀的性命。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因病医治无效，撒手人寰。

临终前，刘文秀向永历皇帝上了一份遗表：“清军日渐逼近，国势日危，臣请陛下入蜀，与夔东十三家合兵，然后向北经营陕、洛，或许可以转败为胜。臣有窖金十六万，可以充当军饷，臣的妻子亲属也都会执鞭坠镫，追随皇上，这是臣的区区之心，上天可鉴。”

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却仍然在为抗清大业出谋划策，而且奉献出了自己所能奉献的一切，蜀王刘文秀，真乃大丈夫也！

李定国和刘文秀可以说是永历朝廷的两大擎天之柱，刘文秀的不幸病逝，朱由榔无异于痛失一臂，南明复兴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

一直以来，李定国只需要做好带兵打仗这一件事情就行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刘文秀的去世意味着永历朝廷军政方面的所有担子都压在了李定国一个人的身上。

这并不见得是啥好事，大家都知道，人一旦从事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百分之百是要出问题的。

李定国就是如此。他在对所有部队进行整合的时候，把投降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的部队称为晋兵。

李定国的这个行为仅仅是出于方便区分部队的考虑，并没有别的想法。但是在孙可望旧部的眼里，这就是在搞区别对待。

一心一意地追随晋王，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秦兵的称呼，孙可望的旧部逐渐变得心灰意懒，李定国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再也不是伟光正的晋王殿下了。

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南明最后一战，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李定国虽然是无心之失，后果却是非常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