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制度规划详尽，本用来制止腐败，为何最后却让腐败更加严重？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要告诉大家的是：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还是议会制，一旦沾染腐败，最后只能走向灭亡。

在封建王朝时代，无论它的制度多么完美无缺，多么细密严苛，也无法杜绝腐败。

从一些角度来看，君主专制制度甚至比共和制度更不能接受腐败。

毕竟在君主专制政体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都是皇帝的财产，又怎么可能允许其他人偷盗呢？

御史制度在我国产生极早，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为了对官僚集团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还正式确立了“御史大夫”一职。

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主管监察百官。

后来无论是西汉的“御史府”、东汉的“御史台”，还是明清时期的“都察院”都是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分。

他们不仅不受其他任何部门的制约，反而可以制约其他一切部门。

监察制度主要有三个特点：

（1）.职权很重

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九品芝麻小官，甚至是其他监察官员或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在他们的监察范围内。

（2）.不需要承担责任

为了让监察有效进行，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们甚至允许他们进行“风闻奏事”（只要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可以上奏）。

这就导致一点“风言风语”就可以上奏，而即便子虚乌有，御史们也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更不用受处分，甚至自己都不必去核实。

（3）.部门独立，不受约束。

在弹劾官员的时候，这些御史们不用知会自己的长官，更不用告知有关部门，完全独立行使监督权。

在明代甚至出现了一个“獬豸冠”的法冠，监察的官员们只需要穿着它，在朝政上宣读“”起诉书即可。

而被控告的官员就需要立刻接受审问，甚至是定罪。

对于官员监察力度最大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明确规定“凡受贿者八十贯者，剥皮实草”。

而且由于他老人家雷厉风行，所以大明初期绝对称得上是封建王朝最廉洁的时代。

只可惜，他去世后，大明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是工作狂。

甚至还出现了几十年不上朝的奇葩皇帝，比如万历。

（1）.缺乏归属感

腐败产生的原因很简单，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归属感”。

即使天下治理得再好，也和官员没什么关系，官员更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中国古代官员的任升很少是由于政绩优良，反而贿赂上级有些时候是更容易得到升官机会的选择。

除此之外，官员的薪酬都是“死工资”，也不能像现在的优秀员工拥有公司股份一样得到分红，这也进一步压缩了官员的幸福感。

与微薄的收入相比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却是无限的，特别是对于他手下的子民而言。

这些保持着“打工人”心态的官员们对于帝国的兴衰并没有什么“主人公心态”。

当王朝利益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第一时间选择个人利益。

即便他们也明白横征暴敛一定会导致王朝的覆灭，但还是很少会有官员去约束自己。

因此“官僚集团”与天下之主3皇帝形成了天然的对立。

在表面上看，皇帝拥有官僚的“任免权”，掌握着官员的命根子，可以占据主动，至少也是强势的一方。

但实际上，面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皇帝往往独木难支。

即便他可以罢免几个贪官，却不能罢免整个官僚阶级。

雍正皇帝立志治理腐败，结果收效甚微，自己反而成了众矢之的，被天下读书人骂了半个多世纪。

朱元璋也想过要严惩腐败，结果官员杀了一批又一批，他在位的时候明朝官员倒是廉洁了。

他死后，没有多少年立刻又恢复了老样子。

（2）.使命感没法约束全部人

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就成了一家独尊的存在。

按照儒学思想，天下为公，所以天下都是“公家”（也就是皇帝）的。

下级官员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负责辅助皇帝处理全国各大事物，因此他们从根本上就只能是“打工人”，而不是“所有者”。

但这些人又都熟读儒学，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道德感强烈。

这种强烈的道德感会促使他们做一个为百姓做贡献的好官。

或许在太平盛世，有不少“刚出道”的儒学学子保持着这个想法。

但他们很快就会被官僚文化所污染，毕竟“出淤泥而不染”实在有些情人所难。

而且做官并不只有“科举”这一条途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大部分都是看门第、血缘的。

哪怕隋唐时期形成了“科举制”，按照考试做官，但由于监督不力、考生家庭有差距，所以也并没有办法完全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

（3）.收入与权力不成正比

如同上文我们谈到的那样，官员们的权力太大，但薪水太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正所谓“皇权不下县”，封建时代的“在编人员”最小到县一级，至于一下的县里如何运转，全靠县长一个人。

县长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同时也能顺利实行上级命令，就必须花自己的钱去“招兵买马”（特别是“师爷”）。

而他们微薄的薪水又不支持如此重大的开销，“贪污”也就成了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选择了。

“三年县太爷，十万雪花银”。

封建时代“贪污手段”五花八门，里边的门道更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但无论如何，贪污来的钱就只有两个（主要）去向：

1.纳入自己的腰包

2.孝敬上级官员

封建时代，那些所谓的一品、二品官员实际上是很难直接贪污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与群众产生直接联系。

能够与群众产生直接联系的是州县官员，而这些人官品又很低。

所以每当他们取得“灰色收入”后，往往不敢全部独吞，而是拿出大部分孝敬自己的上级。

但没有理由的“孝敬”相当于直白的“行贿”，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规避责任，“规礼”就应运而生了。

顾名思义，“规礼”其实就是按照规定该给的“礼金”。

这种“礼金”分为“普通类”和“特殊类”。

“普通类”大体有两种“冰敬”（高温补贴）和“碳敬”（取暖费）。

除此之外，还有“节假日收入”（各种节日要给上级的礼金）和“喜钱”（上级领导过生日或者家里有喜事）。

虽然州县有贫穷和富裕的区别，但这些钱却不能不给。

讲完“常规类”，我们再来说说“特殊类”。

“特殊类”的名目就更多了，上级部门只要经过自己的地区（无论何种目的）就必须送“程仪”（过路费）。

到中央办事要给“好处费”，送别官员要给“跟敬”等等等等。

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这些都给监察带来了困难。

而且最重要的是封建时代帝国官员内部关系也是不对等的。

御史们也是如此，他们虽然手握重权，但其实“工资水平”甚至远低于同级别的其他官员。

与其费力不讨好的告发其他人，引得其他人的怨恨（甚至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不如和他们形成利益集团为自己谋取更高的“经济利益”。

明清时期，真正能称得上“清官”的只有海瑞这一个人，而这个公正廉明的官员却被其他人当做“疯子”，甚至混账皇帝明世宗嘉靖还想过要杀他。

除了海瑞之外，再也没有一个绝对清廉的官员，哪怕那些万古流芳的重臣也是如此。

毕竟官场文化就是如此，想要在其中混得如鱼得水，就必须承认这种文化。

下级通络上级，上级通络一品大员，一品大员通络京官，京官通络太监。

说白了，谁离得皇帝更近谁更重要，谁更能保护自己谁更有权。

权力，才是一切。

总是有再详尽、再完备的监察手段，也不能完全扫清帝国的弊政。

因为这是帝国从产生开始，就必须接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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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参考：《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战国策》《左传》《春秋》《吕氏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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