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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在对周总理的一次常规体检中，医生在他的尿液中发现了癌细胞，这个检查结果令在场所有人措手不及。

经中央批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告诉了他这件事，周总理听后，仍是一脸平静，并说道：“我一定配合你们。但你们也要配合我。”

大家立即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他不希望治疗影响自己的工作。即使是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当下，周总理首先想到的事情还是工作。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工作人员在安排治疗时间时是根据他的时间进行的。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参加完有关三八妇女节的活动后才回到了医院，于第二天接受治疗。1974年，周总理原本要住院接受肠肿瘤的治疗了，但由于当时正赶上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周总理决定延迟治疗，并飞往长沙去见毛主席汇报工作安排。

即使是在住院期间，周总理的工作也没有落下，看文件、批文件、接见外宾。可以说，周总理始终是以工作为主的，尽管此时他已经身患重病。

由于继续过度劳累，周总理的病情发展很快，小便开始带血，这是十分危险的征兆。但周总理却仍然忙得像个陀螺一样。

有两次，周总理从外面回到西花厅，一下车他便浑身瘫软，整个身子都靠在了工作人员的身上，借着劲儿缓缓走回办公室。但他依然不肯休息，又借着坐下来批阅文件。

工作人员见状，眼眶发红，心疼不已，他们哽咽地请求说：“总理，咱休息休息吧，好好治疗一下再干吧。”

面对大家的劝说，周总理总是说：“总理，我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啊，现在我不管谁管，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休息呢？”

说罢，周总理便头也不抬地扎进了一堆文件中。

除了忙工作，周总理还想方设法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他十分关心大家的处境。一次，耿飚来找周总理表示“不想干了，打算辞职”。

周总理笑了笑，安慰他说：

“耿飚同志，我送给你三句话：一是，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二，人家要想赶走你，不论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论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

离开前，工作人员分明看到耿飚豁然开朗的模样，走时他手里还拿着辞职报告。

其实，周总理的这三句话并不仅仅是说给耿飚听的，也是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因此，这一时期，尽管身患重病，周总理依旧四处奔波忙碌着。

一直以来，为了配合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周总理也形成了白天休息、晚上工作的习惯。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作息时间变得更加不规律了，到后来一天甚至都很难保证睡够五六个小时。

邓大姐和周总理虽然住在一起，但她有时候几天都见不到人，更不用说坐在一起吃饭了。不过，邓大姐每次出门工作前，总会在周总理的办公桌上留一张纸条，内容大多都是提醒他按时休息、吃药，希望他能重视睡眠。

尽管知道邓大姐的担忧，但在1974年4月至5月期间，周总理还因过度疲劳导致病情加重，一度出现了缺氧的症状。这段时间，他睡觉前要吸氧、吃安眠药。到了起床期间，更是罕见地醒不过来。有时候晚上开会，体力不支的周总理却仍然坚持站着讲话，因为他担心自己一坐下就会睡着。

周总理患病后，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着总理的病情。毛主席要求关于周总理的病情和检查问题都要向他报告，并多次批示“要多休息，多睡觉，搞好营养”。

叶剑英则多次向医院询问关于周总理的治疗细节。一次，医院方面表示发现了一个抗癌药，不过这药有副作用。负责周总理治疗的负责人不愿意用这个药。叶帅听说后，对他有了意见。

心思细腻的周总理听说后，还找叶帅说：“不是他不同意，是我自己不愿意用。”周总理用这种方式帮助医疗组成员放下了思想包袱。

1974年6月，周总理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从未放下手里的工作。

1975年2月，周总理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自患病以来接受治疗的情况。毛主席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双目几乎失明，说话也断断续续，因此，他只能听身边秘书为自己阅读。

毛主席听到周总理的来信后，十分伤感，虽然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很虚弱，但他仍然强撑精神，交代秘书说：“打电话问问总理的病情如何了？”

周总理病情严重开刀做手术之际，他又给毛主席写去了长信，说明自己的病情，并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开刀手术。

当时，关于周总理的治疗方案尤其在是否开刀做手术方面，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他时刻关心着总理的病情发展。

1975年6月，已经经过三次大手术的周总理，瘦得只剩下了61斤左右。但他坚持给毛主席写去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他关心地询问起了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并希望他能够早日治疗眼疾。最后，周总理还不忘继续反省自己，称自己“如今仍然不断犯错，甚至犯罪”。

写完这封信后，周总理又在这封信中给毛主席的秘书附上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希望你待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他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干扰主席太多。拜托拜托。”

周总理对自己的定位是“助手”，而他又真正做到了当个助手。他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与此同时，他又想办法纠正一些错误，并努力将错误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于是，尽管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甚至多次遭受错误地批判，但他坚决不退缩，依旧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以广博的胸怀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柔克刚，带领我们党走过了无数险滩和暗礁。

那个年代，周总理在病中，同时又要时刻艰难开展工作。邓大姐虽然心焦，但她能够为周总理分担的事情有限。

于是，邓大姐每天去医院陪护，为他读文件、报纸，克制着自己内心的痛苦，鼓励周总理积极同疾病斗争。他们互相倾诉“自己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却在这句话后懂了彼此，尽管这些未说出口的话始终没能说出口。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毛主席在听完秘书朗读的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后，慢慢闭上双眼，皱着眉头，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泪水一路流到脖颈，毛主席也只是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整个卧室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只有无尽的悲哀塞满了房间。

总理逝世当天，因为担心朱德的身体状况，一家人不敢告诉他。康克清先铺垫了一下，对他说：“总理最近病得又重了。”

朱德点了点头，相信总理一定能够康复，毕竟有那么多好大夫。但当他得知周总理已经逝世时，一向坚强的朱德罕见流下泪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周总理一生的真实写照。

参考资料：雷锋2016年3期、百姓生活2019年7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祖国2016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