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仅有四位皇帝，死后秘不发丧，明成祖朱棣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要秘不发丧？这是因为朱棣驾崩的时间和场所不对。
此时，朱棣正在御驾亲征，他征讨的对象是两次被蹂躏的鞑靼，这是第三次征讨。正因为前两次的胜利，骄傲且好战的朱棣，不顾64岁高龄，依然亲力亲为，如果被鞑靼发现，一定会趁机进攻。
而且，朱棣驾崩的地方名为榆木川，位于内蒙古多伦多地区，属于传统的荒芜之地，并未进入明朝的实际控制区域。
时间和场所的不对，使得本就属于国家大事的发丧，变成关乎生死存亡、关乎朱家天下的“特级事故”，稍有不甚，后事难料。
内忧外患、不容差池
发丧之事，为什么变得如此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表面上是时间和场所不合适，实际上是内忧外患在双重逼迫。
先说外患，鞑靼就像一个“狗皮膏药”，赶走一次、来犯一次。这回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鞑靼进犯山西大同、开平等地，朱棣调遣了山西、山东等五个地区的精锐兵马，急速出击。
可是，明军却扑空了，情报显示鞑靼部队在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朱棣亲率大军到达，搜索了方圆三百里，却没有发现任何大部队的痕迹。很快，明军粮草用尽，朱棣只能悻悻而归。
战争没有实质打响，敌人仍在某处潜伏，伺机而动。可朱棣却在回程中驾崩了，如果他的死讯传出，内部会影响军心士气，外部会助长敌人野心，一定会遭到鞑靼部队的猛烈反扑。
而且朱棣此次出征，几乎带领了整个国家的精锐兵马，如果失败，明朝可能直接崩溃，甚至有亡国的风险。
再说内忧，“有其父必有其子”，靠武力叛变夺得皇位的朱棣，生下了两个有同样野心的儿子。
朱棣驾崩时，太子朱高炽正在国内辅国，二子汉王朱高煦、三子赵王朱高燧正随军出征。因为太子生性敦厚老实，二子、三子很是瞧不上太子，一直以来对立储之事不满，对皇位更是虎视眈眈。
即使是朱棣生前，二子、三子都有谋反之心。
如果此时朱棣的死讯传出，二人势必会再生事端。如果二人带兵谋反，任何人都难以抵挡，明朝将从内部瓦解，兄弟反目，生出祸乱，天下不安。
内忧和外患的双重压力，换作任何一个理性精明的臣子，都不会随意将皇帝的死讯公开，何况是一代名臣杨荣。那么，杨荣又使用了何种计谋，才做到瞒天过海的呢？
铸锡成桶、秘密回京
此次朱棣出征，杨荣伴其左右，主掌内外大事。朱棣突然驾崩，贴身宦官马云慌了神，赶忙报告了杨荣和金幼孜。三人短暂商量后，杨荣冒死决定，秘不发丧。
可是，时值盛夏，尸体如何完整保存，长途运输如何不泄露腐烂味道，都是棘手问题。经验老道的杨荣给出了答案：尸体封入桶内、咸鱼对冲腐味。
因为在南方做官时，杨荣发现南方的大宗茶叶买卖，使用的是一种密不透风的金属锡桶，能够很好的保存茶叶长途运输。
于是，朱棣驾崩的第二天，军营中贴出了一则告示：因圣上对现有餐具不满，现向全体人员强行征缴锡制品，无论公私、多少，一律主动上缴。
随后，一批冶金工匠被单独请入大帐，名义上铸造餐具，实际上熔铸了一个大圆桶。等到工程结束，这些工匠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他们只是小人物，根本没人注意到这一细节。
此时，朱棣的尸体已经被装入桶内，并用锡水浇铸，完全密封了。
为了万无一失，杨荣下令将咸鱼分发至各营，由各营自行携带并食用，整个军营都弥漫着一种腐败的味道。
朱棣的大帐和马车，日常生活起居一切正常，宦官大臣进出无异，每日皇帝谕旨正常颁布，只不过杨荣总是言称“皇帝身患风寒”，不能外出活动，不能面见部属。
朱高煦身在军营，并未察觉任何异常，只听说朱棣病了，他决然想不到，杨荣在背后，居然有如此“大逆不道”的举动。
兄弟阋墙、暗流涌动
当军队进入大明境内，外患的危险得已解除，瞒天过海之计也行使得非常顺利，杨荣抓紧时间开始了下一步计划。
交待好军中事务后，杨荣秘密回京，面见了朱高炽。他拥护朱高炽，既为了“太子即位”的礼制不被破坏，又因为朱高炽人品端正、宅心仁厚，是皇帝的最佳人选。
杨荣将朱棣驾崩的过程，一五一十的向朱高炽进行了汇报。听闻噩耗，朱高炽悲痛欲绝，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杨荣看到此种景象，及时的给予对策建议。
一是提兵入京，调遣京外的薛禄等人带兵进京，强化京师、皇宫安全。二是由太孙朱瞻基秘密北上，迎接朱棣灵柩回京。三是派驸马前往南京，接管都督府，全面掌握国家军事大权。
此三条对策，使得朱高炽彻底掌控了国家政治和军事权力，顺便架空了朱高煦、朱高燧。
虽然朱高煦、朱高燧整日盯着朱棣、朱高炽，却被不知不觉算计，当他们得知真相时，暴怒不已，甚至做出了一些反抗举动，只是难成气候，只能暂时接受这样的结果。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龙椅的觊觎，依旧在谋划着夺位大计。
整个过程中，幸亏杨荣、金幼孜等贤臣识大体、顾大局，在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冒死救国，才成就了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也成就了明朝少有的平静换代。
综上所述，榆木川事件的处理，是大明王朝的“幸事”，是朱家天下的“幸事”。国家和皇帝必须要认真的感谢杨荣等一众功臣，是他们的拳拳尊君爱国之情，保全了明朝江山、朱家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