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给毛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手术前呐喊：我忠于党和人民

举世同悲巨星陨落

1976年1月7日深夜，周恩来总理从长时间的昏迷中短暂的醒了一下，他对身边的吴阶平大夫微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话没说完，又重新陷入了昏睡。这是总理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在一心想着为别人考虑。

8日上午9时57分，仪器上的心电波跳扬了一下，立即象划破夜空的流星栽入地平线般，一头栽落划出一条长长的水平线。

年轻的共和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失去了自己最受人敬爱的开国总理，中国人民永远失去他们最爱的好儿子-周恩来。

联合国降下了半旗向中国致哀，向伟人致敬。

超荷载高强度超长时间工作引发病魔相继至

中央档案馆珍藏有几张台历，它们都是源自周总理桌面的普通台历上，唯一珍贵的在于上面有周总理写着这几天的工作日程安排。

就以1956年9月26日的那张日历为例，上面苍遒有力地写着

二时，八大；

三时，机场接尼首相；

七点半陪主席，见尼首相;九时，便宴尼首相（西花厅）;

最后一行红字写着，晚十一时半中央开会。

这些台历是周总理经常性通宵达旦工作的一个佐证，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周总理要更为忙碌。

1968年，总理曾对来阿尔巴尼亚来宾说过，他的秘书，每人每天工作都要工作十二小时，晚上得去休息，而秘书下班后，他还得自己办理事务。

也就是说总理的秘书得人均工作十二小时，而他们下班后，总理还得工作，工作时长远超十二小时，甚至可能二十四小时。

这种长时间高密度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终于在1967年2月被确诊累出了心脏病。

然而疾病并没能让总理停下来好好休息，当时正处在那特殊的十年时期，国内形势复杂混乱，看着一件件不断出现在桌面的复杂棘手问题总理，总理根本不可能安心养病。那段岁月里，镜头前的总理鲜少能有一丝欢容，他总是担心他哪一天没扛住就倒下了，事情还没安排好，那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他说“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不能停止工作，鉴于总理身体状况，医生和护士只能守候在办公室外，时刻作着抢救的准备。

繁重的工作让总理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变得更糟糕。心脏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光是在1972年的九月，就发作了两次心绞痛。

不单如此，同年癌魔又悄悄地瞄上了人民的总理。

从1971年6月开始，周总理不断出现了便血现象，到1972年5月19日更在尿液中发现了红细胞。至5月29日专家会诊后几乎确诊是癌症。虽然执行了中央对周总理保密病情的指示，但是周总理仍然是注意到尿中红血球的异常，从此，他要求每天验尿来观察病情。

直到1973年2月5日周总理的血尿现象肉眼可辨，病情无法再隐瞒下去，经毛主席批准后，3月2日晚由叶剑英来向总理夫妇说明病情。在接待基辛格完毕后，总理提出了病假申请，申明治疗期间，不能再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由叶剑英来接替主持会议和签署报告工作。毛主席签字同意。

1973年3月10日至24日，邓颖超陪周总理到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病情得到有所控制。

国事难弃，病体支离仍鞠躬尽瘁

然而当时国家局面就象一群脱缰的野马，让周总理根本无法放松一丝一毫，更不论完全放手治病，他只能在治疗的同时坚持工作。

据记录统计：1974年1月到5月期间共151天里，有9天是工作12-14小时，74天是工作14-18小时，38天工作时长19-23小时，还有5天是连续工作24小时的。其中3月中旬到5月底的这76天里，还额外附加有以下工作量：21次各种中央会议，54次外事活动，以及57次其他会议和谈话。超负荷的巨大工作量，让周总理稍有好转的病情又开始加重。

周总理不得不依赖输血和其他治疗去坚持工作。3月确诊复发，4月25日起大量尿血，这情况表明，再也没法拖延下去了，入院治疗已经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1974年6月1日中午，总理被送进了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在这之前他整理了办公室的文件，他交代工作给秘书，最后站在车旁对着自己的院子看了许久，没有说话。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向着这个工作和生活了25年的地方无声的告别。

之后就再也没出院。

在最后的治疗时光里，他经历了13场大小手术，约合隔40天一次，其中苦痛，常人能想象得到的不及真实的万分之一。但就是在这种身体情况，只要是身体尚能支持，周恩来总理就坚持继续工作。

他积极配合医生，但也一再交待医生，一定要随时如实告知他病情，以便他能及时安排工作。

直到这时，他心里仍然想着的是工作，是国家，是人民。

甚至有一次麻醉后手术台上等着手术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云南锡业公司矿工矽肺病和肺癌高发的问题，直接立马将医生叫来了解这种病并让其安排人去做治疗。

整个住院期间，总理的休息没有能够增加一点，工作量也没有能够减少一点。

看起来周总理是在住院，好像是在治疗了，但一会一个问题，全都是工作，就没有一刻停歇的时候。

时而约谈某人，时而会见外宾，时而还跑出去开个会，时而探个人，还有各种其他活动，一次用时1个小时左右是常态，三四小时也非罕见。

为了消除当时国内局势对外交的消极影响，总理不得不病室内大量进行外事活动，用良好的精神状态会见外宾。事实证实这些举措非常有用，我国的外交关系得到了很好快展。外宾池田大作回忆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他的目光非常严峻，但又非常柔和，非常难以形容的一种非常感人的目光。”

力挽狂澜于病榻

周恩来总理人在病床，心却无时无刻都在国家，都在人民。

他批示解决甘肃定和庆阳地区百姓因旱灾而缺衣少粮问题；指示解决山区群众吃盐难问题；批示国务院发通报表扬对辽宁营口、海城区地震做出预报的有关单位，提议派代表团到灾区去慰问并鼓励受灾群众重建家园；请参加西藏十周年庆典的华国锋带去他的问候，和“养蜂促农”的科教片等等事件，数不胜数，总之就是有操不完的心。

他关心着受到当时运动冲击、迫害的老干部和各阶层人士等，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逝者平冤，恢复名誉，想办法保护在世者不受冲击影响，恢复应有名誉地位等等。努力地试图将一切乱象理顺返正，而国内外的成效都显示着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致力于消除国情对外交关系的不良影响。致力将于停摆搞运动的国民生产回到正常轨道，发展国民经济。竭尽心力将脱缰的国情扳回到正道上去。

这一切的一切恰让周恩来总理成了某些人的绊脚石，拦路虎。“四人帮”以“评法批儒”“反经验主义”并将“批林批孔”延伸出了批周公，矛头直达指向周恩来总理及一批复出的老干部。对他进行攻击和污蔑。

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拖着病体顽强斗争，不是为了私人恩怨，而是为了国家。靠着毛泽东理解与支持，遏制了某些人的许多有害国家行为。

例如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面，“四人帮”为了在文化、教育、体育部门安插亲信，王洪文故意跑到长沙毛主席面前告黑状，说周恩来病床前若闹市，日夜谈话人员往来川流不断，就差明摆着说是在谋算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了。这时周总理刚在八月动了一次大手术，术后没几天又忙于处理国事，十分影响恢复，但情况十分急需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周总理顾不上病痛，带上三个做好的人事方案，要和王洪文一起，飞到长沙去见毛泽东主席。但临行前，又出现了便血现象，周总理却拒绝医生立即治疗的建议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只得忍泪对随同总理前往的医护人员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同志安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