掖城解放的当天下午，在原县政府西花厅，郑耀南同志主持召开了“民动会”扩大会议,到会的除了民动会的领导成员外,还有王仁斋、孙会生、徐志浩、徐承训、周亚泉、王兆麟、王瀛洲等。郑耀南同志讲了攻城情况及进城后维持治安的措施。会议决定:名区队立即撤回原防就地发展武装，留城部队成立特务大队，负责维持城关的社会秩序。接着提出将“民动会”更名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
会上一致同意并公推郑耀南为支队长，周亚泉为支队副。支队部设立九个处。各处负责人为:政治处处长为王仁斋(3月下旬改为政治部，主任张加洛);参谋处由赵森堂任参谋长;秘书处由王文峰任秘书长;副官处处长刘惠卿;交际处处长徐志浩(后改为王仁斋);军法处处长曲百川;军需处处长孙会生;军医处处长王云霖;盐务管理处处长滕绍武。
三支队下设十一个大队及几个直属队(侦察、通讯、警卫、纠察等)，以后又增设特务、盐防、预备等大队。县政府设政务大队和警务大队。各大队还设政治委员及政治指导员。关于抗日政府的县长人选，因有争议，经过多次磋商，三五天后才决定。
三支队成立后,为了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了解与赞助,便以第五战区胶东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于国栋的名字颁发布告，张贴各村。布告揭露了日寇妄图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侵略野心及烧杀奸掳的罪行，表明我三支队坚决抗日救国的决心，并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即:
(一)保卫胶东，保卫家乡,坚决驱逐日寇出境;
(二)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权利;
(三)实行民主政治，各级政权实行民选;
(四)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
(五)彻底肃清汉奸,没收汉奸家产,充作抗日经费;
(六)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布告发布后，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情绪。
此后不久，各区纷纷形成参军、献枪、收枪高潮，许多爱国青年踴跃参军，不到两个月的时光，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3700多人，在当时,是山东发动起来的最大一支抗日武装。部队的成份主要是农民、工人、摊贩、旧军人、小学教师和学生。部队基本上是好的，部分干部较为复杂,除了几个国民党偏右分子,还有旧军官、旧职员。部队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如何巩固、整顿，却是一个较为重大而紧迫的工作。
在动员参军的同时，为搜集武器弹药，各大队分别组成若干小组，带着旧县政府保存的枪支登记册，在驻区范围内，收缴民间枪支，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搜集了3000多支长短枪。枪支的型号很多，长枪有汉阳造、单打一、套筒、水连珠，捷克式、马拐子、金钩、九连环、九八式、手提式，短枪有五封子、六轮子、七星子，匣子枪有二把、三把、鸡腿、大肚、竹节、旁开门，橹子枪有三块铁、枪牌、张口、勃朗宁、毛瑟等，总共有数十种，简直是一个世界枪支博物馆，五花八门，除了机枪外应有尽有，充分显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点。
枪支分配差不多每人有一支，极少数没有枪的战士就佩带红绸大刀或土枪、土炮(也叫“二人抬”)。在动员搜集武器的过程中，有的大队违犯政策，强行搜枪、逼枪，甚至吊打用刑，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在发现这种不良现象后，经过支队部批评、教育，很快得到纠正。
三支队成立后，在原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了部队党委(后改为特支)，由张加洛、郑耀南、王仁斋、李佐长、李勋臣等同志组成，张加洛任书记。支队党委经常讨论有关建军、建政的方针、政策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保持党对部队的领导。地方上另立新县委，由王鼎臣(书记兼民运部长)、陈子尚(组织部长)、赵冲霄(宣传部长)、孙阳山(军事部长)、孙敏卿(秘书)等同志组成，负责开展地方党群工作，开始在梁郭小学，7月迁入县城办公，对外称“民动会”。
当时首要的工作是巩固、扩大这支新成立的抗日武装。支队党委一方面在部队里自上而下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制定政治工作制度;一方面选拔培养干部。为加强对各部队的政治领导,支队党委书记张加洛同志在省立掖中后院西楼上开办政工干部训练班，每期二、三十人，学习半个月。
内容是:《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抗日除奸宣传大纲》及抗战歌曲等。每一课都是先印发拟定好的学习大纲，由领导同志进行宣讲，然后组织座谈讨论，最后再由领导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思想认识进行总结。
这对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训练班白天组织学习，晚上由领导同志与学员个别谈话，多方考察干部和接纳新党员。训练班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连续办了两期，培训了50多名干部，并从中发展了三、四十名共产党员，为部队培养了一批骨干。我就是在第一期训练班中光荣入党的，结业后被分配到十一大队任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处是支队党委的工作机关，开始人员很少，以后干部逐渐增多改为政治部，部内设科。组织科长张咨明、宣传科长朱文叔、教育科长罗竹风、总务科长李空谷(后为吕冠生)。虽然各科只有几人，但是个个都精明强干，日夜辛劳，工作效率很高。
为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政治处长王仁斋同志组织了一个十几个人的宣传队，到城北各村镇去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讲话、演剧、教唱抗战歌曲等，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三支队的宗旨，发动青年参军，动员富户捐献枪支。他们的宣传工作搞得非常活跃，很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为了使部队干部战士和群众经常了解全国的抗战情况及国际形势，政治处筹办了《抗战日报》(三日刊)，由李空谷同志好一架收音机，每日收听新闻，由李晓岩同志负责刻蜡纸，油印发行到各处、大队传阅。以后由李济民同志任编辑，扩大版面改为铅印，发到各区、乡(镇)及部队基层。这是胶东抗日部队最早的报纸，共出了50多期，对宣传抗战、鼓舞军民情绪、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政治处还成立了抗战剧团，由杨景斌任团长，开始时十几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他们经常传唱抗战歌曲，排演新剧，扩大了抗日宣传活动。
在我党抓紧整顿巩固三支队的同时，暂时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偏右分子也在加紧活动，安图篡夺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权。
三支队参谋处是由赵森堂控制的据点,他多方搜集枪支弹药，成立自己的卫队，还在庵儿润办了军训班，训练分队长以上的干部，每期五、六十人，每期半月，也办了两期。他的两员得力干将王春塘(二大队大队长)、杨辅庭(五大队大队长)任军训班教练。这两个人佩带着在庐山受训时蒋介石投给的武装带和军人魂短剑,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他俩完全按照蒋介石在庐山进行军事训练时的那一套方式进行训练，进行反 动宣传，诬蔑 共产党“不服从中央领导，破坏抗战”，“八路军鲁东七、八支队是土 匪”，竭力宣扬“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法西斯谬论，并进行私人拉拢，网罗亲信，为其进行篡权做准备。
我们则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在他们的军训班结业典礼时，支队党委派王仁斋同志去讲话，针对其谬论，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全民抗战的意义，并在政治部组织的政工千部训练班上，专门作布置,让干部回队后对战士进行抗战由谁领导、区别真假抗日的标准和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教育。
巩固和发展三支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改进、充实部队的武器装备。为了修理破旧的枪械和扩大武器来源,在军需处长孙会生的积极筹措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掖县城西南隅遗爱寺里，因陋就简地开设了一个修械所，由翟毓康任所长，有20多个工人，马圣民与马圣瑞兄弟二人从家里搬来一台皮带车床。二马兄弟兵工生产技艺较全，手艺精湛，不但能修旧枪、制配件，还能造子弹、手榴弹、步枪和迫击炮。当时适逢两只日本驳壳船被狂风巨浪吹到土山附近的海滩上，他们将船上的机器、大轴拆下来造了两门八五迫击炮，射击与瞄准都很好，送到部队使用，对战士鼓舞很大。
天暖之后，战士还穿着棉衣，军需处积极筹措，买了一批布匹，染色后立即请城里的成衣局及四乡的裁缝日夜赶做军装、鞋袜、子弹袋、背包等，到四月份，全支队指战员都穿上了草绿色的新军装，军容焕然一新，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情绪盎然。同时军医处也成立了医务室，王民卿任医务主任，找了几个大夫任军医，还设法从敌区青岛及海外购买了一些医疗器械、药品、纱布等，自己也制造一些器械、药品、纱布、绷带等，以备平时治病和战时抢救伤员用。
1938年，和煦的春风吹遍原野，草木萌青，柳絮飞舞，花儿含苞待放，到处是一派蓬勃生机。新成立的人民子弟兵三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
三支队的建立对胶东抗战具有重要意义，为胶东特委直接领导的三军西上，统一胶东抗日武装，创立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七、八支队进行整编、扩大武装，提供了重要条件，并为以后我军东上反投降取得重大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摘自莱州革命斗争历史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