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守土抗战的面纱被揭开之后，广大人民群众陷于悲观失望和惶恐不安的愁海之中，对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这时，中共山东省委派曾在张学良东北军搞过兵运工作的张加洛同志，带着北方局的决议和省委的指示回到掖县。他通过成立教师进修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认识了李勋臣，并和县委取得了联系。不久，曾在1932年接通烟台特支与县委关系的郭欣农同志从北平辅仁大学回到故乡;1933年被国民党通缉的县委书记郑耀南同志，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也于同年10月21日回到掖县。
他们接上关系之后，十月底在前后吕沟东小学和朱冯小学连续开了两夜的县委紧急会议，到会者除了原县委委员郑耀南、王仁斋、李佐长、李勋臣、郭欣农等同志外,还有张加洛、吴幸之同志。这在掖县党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党组织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发动抗日武装斗争。
会议在郑耀南同志的主持下,首先由张加洛同志汇报了他与山东省委和东去 蓬菜、烟台与胶东特委联系的经过，并传达了北方局的华北决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北方局和省委号召党员“脱掉长衫，到游击队中去，到群众中去组织抗日武装”。
大家听到来自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声音，就像离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身边一样万分激动，觉得今后工作又有了靠山和方向。经过热烈地讨论,一致认为在掖县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立即行动,要分别在各区建立一支抗日队伍，同时号召党员要尽量脱离生产和原来的工作，努力在最短时间内把队伍拉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郑耀南同志的提议下，县委进行了改组分工。他提议张加洛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他和郭欣农任组织委员，王仁斋、李佐长任宣传委员，李勋臣负责交通，吴幸之任秘书。县委的充实与改组，增强了党的领导核心，为充分地发挥党的战斗堡作用，完成党的艰巨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会议还决定整顿党的组织。全县成立6个分区委，对40多名分散的党员逐个进行登记，加强对党员教育，发展党的组织，努力搜集、登记枪支弹药。会上郑耀南同志提议由张加洛同志根据《华北决议》精神写篇《目前华北抗战形势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印发给全体党员学习,号召党员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去，反对妥协，反对流亡，为建立与发展游击队而斗争。当时,郑耀南同志兴奋地说:“只要我们党员同志看到党的指示，劲头就来了。”
会议结束以后，县委委员立即分头到各区向党员传达布置，贯彻县委的决议。他们三五天开一次碰头会，汇报和研究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由于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进行工作，使全县的抗日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
为了教育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对工作的指导，县委决定恢复党刊，将1933年春停刊的《红 星》(1931年创刊，由郑耀南同志负责主编及刻印,共出了4期)更名为《民 声》。郑耀南同志自告奋勇继续承担这一任务。为出好党刊，他满腔热情、呕心沥血、彻夜不眠。以后，由于他忙于筹划攻城，无暇兼顾，即将《民 声》的编印工作交与李伯民和任克加同志负责。党刊每期油印二三十份，共编印了12期，张加洛、郑耀南等同志都曾写了许多文章，对发动和指导建立抗日武装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刊物在我军攻占县城后就停刊了。
沟东、朱冯县委紧急会议结束不久，在全党一致努力下，抗日武装便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各分区委都分别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组织，其中,郑耀南、郭欣农、陈子尚等在平里店一带组织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发展到七、八十人,三、四十条枪，是县委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王寅东、侯景清、王候山与平度乔天化、罗竹风等在九区路旺组织领导的“掖平抗日游击队”，共有一百几十人，七八十条枪；县委派王仁斋与国民党共同组织的“民众抗敌前进队”，有六七十人，三四十条枪。
还有张加洛、吴幸之在西由一带组织的“抗日前进队”,姜竟一、滕绍武、王庆轩等在朱由村一带成立的“抗日服务团”,李勋臣、鲍仙洲在后吕、婴里一带成立的“抗日锄奸团”，郝香斋、王福聚在驿道、郭家店一带成立的“抗日锄奸队”以及李翔九、阚廷弼在三区上官、官庄一带拉起来的小武装，都有二三十人，一二十条枪。
在组织抗日武装时，开始都是由党员先在近亲好友中联系，然后再以滚雪球的方法逐渐吸收其他抗日志士参加，这样越滚人越多。我们的党员几乎是日夜奔走,到处串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了二三百人。当时没有任何报酬，一切费用都是自己负担，这种忠心耿耿、为国为民、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赞叹不已，我曾为此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全党齐心拉武装，各标队帜扩人枪。
闻鸡起舞挥干将，投笔从戎卫梓乡。
志士闻风纷结队，笋芽沐雨迅成簟。
东风得意山河壮，抗日建军夙夜忙。
部队拉起来后，武器非常缺乏。为了搞枪，当时采取预借、动员捐献、购买和对顽固地主联庄会强迫收缴的办法解决。可是在我们没有建立政权以前，前三种方法虽然可行，但是比较困难，因此就先采取强行收缴的办法，有了枪就为向富户筹借、动员捐献创造了条件。
1937年冬的一天夜里，王寅东与侯景清等同志在十区幸台武家村一家地主收缴枪1支，子弹百余发;11月底县委派王仁斋率王东郊等10余人到黑港口，将公安局驻港的一个大队的5支枪全部收缴，翌年2月王仁斋同志又协同姜竟一、宿勋臣、王东郊等十几个人,在一天夜里到过西崔家,将地主武装保卫团的长短枪15支和子弹四、五百发全部收缴。这几次收缴因为事先查清了情况，所以马到成功，非常顺利。
在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各队还不断地对队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1月初的一天下午，“民抗队”的四、五个骨干队员在城里县立常平仓小学开会，由王仁斋同志传达讲解目前抗战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之后又在城西毛家坟(明朝阁老毛纪的坟墓)前集合，学习手枪的构造、装卸和射击要领。当时,深冬腊月的月光，透过阴森森的参天古柏，我们在古墓前进行抗日活动，心情甚感神秘和豪迈，也颇富有诗意，所以劲头十足。
年终时，县长刘国斌逃跑了，虽然给群众增加了恐慌情绪，但是也给我党独立发展抗日武装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2月26日，县委又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认为，我党应乘国民党县长逃跑的时机，公开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战的任务，以我党为主，吸收国民党人士参加，统一全县各股抗日武装，并决定立即召开各个抗日武装代表会议，协商成立全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的领导机构。会后由王仁斋同志与国民党原县党部常务委员赵森堂联系，约定于12月28日在掖城励新书店召开各股武装代表会议。
届时，我各分区委所成立的武装都作为独立单位派代表参加。我党由张加洛带领，有郝香斋、滕绍武、李勋臣、赵冲霄、吴幸之出席会议，国民党只有赵森堂一人参加。代表会议决定“民动会”下设五席，即:政治、组织、宣传、军事、外交。在讨论分工时，赵森堂自荐负责外交，事后县委决定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这样我党在“民动会”中就占多数，处于领导地位。会后“民动会”以西北障小学为开会办公地点，实际上“民动会”已成为县委的公开组织。
为了便于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工作，县委决定由王仁斋同志与赵森堂商定，“民动会”的领导成员于30日下午到上官李家村爱国人士李翔九家进行会晤，协商今后团结共事的问题。是日，雪花纷飞，寒风刺骨，郑耀南、张加洛、李勋臣、赵森堂、王仁斋、姜竞一、吴幸之等相继顶风冒雪而来，大家握手寒喧之后，即开门见山，推诚相见，进行交谈，赵森堂笑着说:“我们只谈抗战，不谈党派问题，好吗?”
大家一致同意，并对当前战争形势与今后联合行动等问题诚恳地交换了意见。会议气氛极为融洽，一直谈到黄昏才告结束。这样，我们党既团结了以孙会生、徐志浩、徐承训等国民党左派,也拉住以赵森堂为首的国民党偏右分子,把掖县的主要上层人物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以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说明当时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治上是很有气魄的，策略上也是得当的。
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吟咏了这样一首诗:
唤起乡胞拯国难,组成“民动”立中坚。
成员席五我承四，大政筹谋自领先。
合力同心齐御寇，分工协作一棋盘。
军戎扩建图宏举，雄略卓施功不凡。
摘自莱州革命斗争历史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