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的一天，有关部门意外监听到了一份绝密信息，其内容包括重要首长即将访港的详尽行程、路线、安保计划等。于是，有关部门立即展开了调查，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时任驻港联络办秘书长——‘蔡小洪’身上。

很快，蔡小洪便被带到了北京，后以向境外非法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经查，这个蔡小洪的身份不一般，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他的爷爷，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革命家。

蔡小洪的爷爷名叫伍治之，广东普宁人，1905年10月出生。他少年时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25年1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全国。而后，伍治之临危受命，调任共青团广东临时省委书记。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按计划南下广东。在南下途中，起义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敌众我寡，还是付出了很大的伤亡，而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也不幸患病。

不久后，周恩来便率部来到了广东汕头，并在这里认识了伍治之夫妇。后来，周恩来被组织安排前往香港治病，其夫人邓颖超则住在了伍治之夫人蔡楚吟的娘家。在这段时期里，她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8年初，“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伍治之的组织关系也被迫中断，还受到了国民党的通缉。在此情况下，伍治之不得不带着妻子蔡楚吟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伍毅鸿前往泰国投靠大哥。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但伍治之的革命热情却依旧不减，来到泰国后不久，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暹罗反帝大同盟，期间还担任宣传委员、中共特别支委秘书等职。

1930年初，伍治之夫妇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于是便决定将不到3岁的儿子伍毅鸿送回国内交由蔡楚吟的娘家人抚养。

怎料，伍毅鸿刚被送回国不久，伍治之夫妻就因叛徒出卖，被泰国当局逮捕。而后，伍治之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蔡楚吟则被驱逐出境返回国内。

伍治之被关押了8年多之久，身心遭受了巨大地折磨，但即便如此，他依旧不屈不饶、坚持斗争，还被选为泰共狱中支部书记，多次领导绝食斗争。

1939年3月后，伍治之终于被释放回国，后历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侨委委员、华南分局侨委书记、中央统战部第三研究组副组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伍治之仍长期从事侨务外交工作，一直干到1977年8月退休，其在任期间，为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系与合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晚年时期的伍治之享受副省级待遇，后于2000年4月22日因病离世，享年95岁。

作为一位老革命家，伍治之同志对我国华侨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在他的影响下，其子伍毅鸿也非常地优秀，后官至正部级。

伍毅鸿回到国内后，便一直在澄海生活，一直到1938年小学毕业后，才被亲戚带到上海与父母见面。

然而，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上级担心蔡楚吟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会暴露，于是便让她去延安。

就这样，一家人在组织上的安排下，辗转来到了重庆，准备从这里北上延安。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一家人准备北上延安的时候，组织上突然传来消息，说需要伍治之夫妇前往香港协助廖承志工作。

在临行前，伍治之夫妇与儿子伍毅鸿做了一次深入交谈，询问他的意见：是要跟父母去香港还是要自己去延安，结果伍毅鸿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延安。

那时的伍毅鸿年仅13岁，而且自从泰国回来后，与父母便是聚少离多，他深知父母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去往革命圣地延安，希望能为革命出一份力。来到延安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蔡诚”。

从这之后，一直到全国解放，伍毅鸿和父母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奋斗在革命岗位上。

1949年，西安解放后，蔡诚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副科长。从这个时候起，蔡诚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不仅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绩，还收获了爱情，更重要的是，他还意外得到了父母的消息，并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南下广州与父母团聚。

蔡诚在广东工作了近30年之久，由于工作出色，1978年5月后奉调进京，历任公安部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公安大学校长、公安部党组成员等职。

1988年4月后，时年61岁的蔡诚正式调任司法部部长，其在任期间，为我国的司法行政法制工作和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9年9月2日，蔡诚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