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半决赛中2-0击败本届赛事的大黑马印尼队进入U23亚洲杯决赛。另一场半决赛，日本队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伊拉克队进入决赛。决赛碰面的两支球队无论谁赢，都将成为唯一一支两次获得该项赛事冠军的球队！

与此同时，两支球队均获得巴黎奥运会男足的参赛资格。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次获得参赛权，创造历史！

​而输球的印尼队依然有机会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如果能够在3、4名比赛中获胜，仍有机会时隔68年再次获得奥运会足球比赛参赛权！

而在这之前，1/4决赛输给印尼队的韩国队则面临40年来首次无缘奥运会的窘境！沙特等强队也早早被淘汰，伊朗队甚至未能获得此次U23亚洲杯的正赛资格！

而在此前结束的成人亚洲杯中，日韩沙伊也未能进入决赛！如此反差，加上近几届成人亚洲杯，再次证明亚洲足球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日韩沙伊（伊朗）“四国争霸”的局面面临瓦解。

回顾成年亚洲杯，在前15届赛事中，这四个国家共囊括了12次冠军。东亚国家所斩获的 6 次冠军全部由日韩包揽，西亚国家所获得的9次冠军中，沙伊两国拿到了其中的6次。

而随着澳大利亚队入驻亚洲足协以及卡塔尔队的归化成功，这种传统格局被第一次打破。最近三届亚洲杯，两队一举力压日韩沙伊包揽了最近三届亚洲杯的冠军。

​我们不禁要问改变亚洲足球传统格局的主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盛行的足球归化！当然，我们不否认各国青训和联赛的发展，但能在短时间改变亚洲足球格局的主因非足球归化莫属！

亚洲足球归化如此频繁，成因是多方面的。

从大的方面来说，全球化给足球归化提供了的前提条件。全球化拓展了国家边界的交流空间，拉近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空间和情感距离，导致了世界性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碰撞和融合，为足球归化提供了最原始的基础。

而对于作为前殖民地、新型社会制度、多民族多宗教和发展中的亚洲地区，各国急需足球这一世界第一大运动作为载体来达到民族的复兴、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等功能性目的。足球归化成了夯实载体的最佳路径。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贸易体系的开放所催生的亚洲国家国籍制度的大范围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球员归化扫清了制度障碍。

据不完全统计，亚洲承认或有限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超过了35 个。包括柬埔寨(1996)、孟加拉(1998)、巴基斯坦(2002)、菲律宾(2003)、印度(2004)、越南(2009)和韩国(2011)等国家都对国籍政策进行了调整。

​除此之外，国际足联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进一步加速了球员归化的进程。曾经国际足联对于球员代表国家队参赛资格的规定相对宽松，导致了球员更换代表队事件频频发生，且存在诸多纠纷。特别是2004年卡塔尔对巴西球员艾尔顿的金元归化设想，使得代表国家参赛的象征意义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

在经历多次政策调整后，《国际足联章程2018》明确规定：获得新国家国籍的运动员代表该国参加国际足联赛事的条件是其自己、生父母、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出生在有关足协所在的地区，或者在其年满18周岁以后连续在有关足协所在的地区生活5年以上。国际足联对球员运动国籍的规范推动了竞技运动的全球化进程，减少了法理争议，各国在球员归化方面亦有章可循。

所以，亚洲足球归化的盛行总结起来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国际影响力等目的，在有章可循的情况下的一种功能性需要！

回顾历史，亚洲足球球员归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出身于西班牙军官和菲律宾女佣组建的家庭的保利尼奥·阿尔坎塔拉，曾先后代表加泰罗尼亚、菲律宾和西班牙队参加比赛。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归化了巴西人吉村大志郎，开启了日本归化足球球员的历史先河，成为了亚洲足球归化运动员的先行者。

​此后，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足球球员归化开始普遍。2019年在阿联酋举行的亚洲杯，有超过2/3的球队至少有1名归化球员，在全部参赛球员中归化球员占到了1/6。到2023亚洲杯，人数进一步上升，达到了109人！

亚洲各国在球员归化方面各具特色，路径选择上不尽相同。但大都源于民族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所形成的路径。

政治方面，二战以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亚洲各民族纷纷争取独立，但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国家间因为领土纷争、文化差异以及资源争夺等方面冲突不断。动荡的政治局势，加速了人口的迁移，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沦为难民。流动。例如巴勒斯坦队，其征召的归化球员多数为阿以冲突中逃到欧美的难民后裔。其中包括后卫诺拉布埃纳，中场坎迪亚纳，坦布里尼和前锋伊斯拉梅等球员来自智利。还有部分球员来自其政治对手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

​经济方面，亚洲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也成为人口迁移的重要驱动力。70年代后期海湾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得海湾国家经济迅速崛起。这些国家局限于本国人力资源的匮乏，开始大规模吸纳劳工移民。包括来自埃及、巴勒斯坦和也门的阿拉伯裔劳工移民。后期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以及受海湾战争和美伊战争的影响，海湾国家开始大量使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非阿拉伯裔穆斯林劳工移民。

比如卡塔尔2006年开启的“非洲足球梦想计划”项目。他们每年从尼日利亚、喀麦隆、肯尼亚、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和南非等非洲国家挑选足球精英到多哈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后扩展到亚洲的阿拉伯世界。代表卡塔尔参加亚洲杯中的不少归化球员的原籍就包含也门、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家。

​另外，亚洲东南亚地区较高的人口密集度也成为人口迁移的重要驱动力，劳工输出成为该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其中菲律宾最具代表性。由此，亚洲形成了以中东地区难民流出、石油国家劳工输入、东南亚地区劳工输出为特点的人口迁移脉络，为球员归化提供了人口基础和不同的路径选择。

菲律宾则遵从劳工输出的背景，从2005年归化英国的扬哈斯本混血兄弟开始，在英国各级别联赛寻找同样的混血球员，之后范围扩大到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 、奥地利、丹麦，甚至伊朗、日本和澳大利亚。

​而像印尼的归化则源于其曾经荷属殖民地的背景，归化球员大多来自荷兰联赛。而日本的归化则源于其曾经大批移民迁入巴西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在1925-1935年期间，日本共有14万人移民巴西，二战中断后，从1959年开始移民活动再次被激活，经过繁衍生息，巴西的日裔人口已超过200万。鲁伊·拉莫斯、三都主等球员均来自巴西。

世界足球发展的不均衡性也是亚洲足球归化的成因之一。

世界职业足球体系呈现出以西欧为代表的足球核心区，以南美洲为代表的半边缘区，以非洲为代表的足球边缘区的组成结构。核心区域人才流动的饱和必然导致人力资源的外流现象。而对于边缘区域而言，由于缺乏“联赛组织系统”，其人才外流也是必然。

亚洲足球受限于本国足球人力资源的匮乏，开始主动寻求外部人力资源来代表本国参加国际比赛，实现足球的荣誉外包。对于球员个人而言，为实现个人竞技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在寻求有益于自身的发展平台。球员归化成为双方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球员归化的结果，必然改变亚洲足球的发展格局。

日本足球伴随球员归化的进程而成为东亚足球甚至是亚洲足球的杰出代表。日本国家队从1990年首次吸纳归化球员开始，在随后的8届亚洲杯中四夺桂冠，其中归化球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球员归化频繁的卡塔尔成为西亚足球的新兴代表，与沙、伊足球分庭抗礼。以越南、泰国、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足球已成为新兴的足球力量，加入到东西亚足球的争锋当中。

以移民归化为代表的澳大利亚队，自2006年加入亚足联之后，迅速占据亚洲足球的第一集团。

​当然，格局改变的同时也提升了亚洲足球的整体水平。对外而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步入世界足球的强国之列。在近几届世界杯中已有连续进入世界杯16强的良好表现。其中日本足球已受到世界足球的广泛认可。

对内而言，球员归化的出现加速了亚洲足球的内涵发展，帮助足球落后地区的足球水平快速提升，促进亚洲足球的竞争平衡和竞争强度，有利于亚洲足球的整体发展。

而对于我国而言，鉴于亚洲其他国家的足球归化趋势，进一步实施归化仍然是现阶段足球发展必经之路。金元时期联赛的短暂繁荣，吸引了大批高水平外援，艾克森、阿兰、费南多等球员最终被归化，为国足所用。

而后金元足球时代，我国更多需要遵循民族进程的历史演进以及依附于海外移民群体，主动出击，寻找具有中国血统的足球人才。我国足球机构完全可以通过足球发达国家的足球人才数据库以及第三方足球机构大范围寻找具有归化潜质的具有中国血统的足球人才，以提高归化质量。

当然，球员归化仅仅是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方式。国家足球的真正提升还是要立足于本国的职业联赛和高质量的青训体系，顺应历史的大潮当中，才能利于不败之地。及时应对足球发展的新形势，中国足球才能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