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知青回忆:

我是1964年6月初中毕业，因为肺结核不能参加考高中。到了9月份，就听到外面在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

因为父母当时的处境也不好，我就萌发了到农村去的想法。

我是1964年12月跟其他二十多个年轻人，一起坐着卡车走的。

1968年10月，父亲在牛棚的第七天跳楼。母亲强忍着悲痛，催着20岁的我和女友仓促结婚了，可能是觉得我这样的家庭情况，时间长了女友变心，在农村要打一辈子光棍。

在农村我是名副其实的二等社员，只想低着头老老实实过日子，1970年仍旧有人诬告我是某某某分子，只不过没有得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后我跟两个杨氏叔侄族人浇玉米地，三个人是各照看一段水渠，他们在前，我在渠尾引水跑前跑后。

他们打瞌睡，结果水跑了，水淹了麦场上的麦子垛。看到队长发脾气，他们就把责任都推我身上。

晚上记工会，队长呵斥我，要扣我工分。

我据理力争，失控后跟队长吵了起来，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

杨家叔侄立刻动手推打我，我压抑的情绪爆发了，直接跑回家拿铁锹，有两个跟我关系最好的知青也一人拿了一把，立在街上。

社员们惊呆了！

杨家五六个族人不甘掉了面子，也都抄了铁锹和铁三节鞭。

我想起来平时干重活拿小工分，分我的口粮是出虫的次品，动不动就挨训……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眼看这一见血的架必须打起来了，我爱人抱着儿子追了出来，拦在中间，杨氏有族长，也把对方骂了回去。大批社员们看没打成，这才各回各家。

看到我这么一个成分的敢如此猖狂，第二天，大队支部和革委会就给我开了批斗会。

会场设在饲养室门前，会议前人们高呼:把破坏学大寨的坏分子揪出来！

有两个提前安排好的的人冲我走来。

我已经决定豁出去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蹲在旮旯里一动不动。

那两个看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不明所以，又退回去了。

革委会主任也有点意外，直接叫我名字说:哎，你怎么不站起来？

我说:跟我有关系吗？我没破坏学大寨。

他说: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你这样的是要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

我说: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怎么定我，我爷爷是给地主扛长工的，我父亲不是国民党余孽，抗战他掩护过南满地下党，我母亲给抗联送过药，抗美援朝我父亲是北京市劳模，1956年支援大西北才来的这里。我响应号召，自愿下乡，平时的劳动表现，社员都看到了……

有人说:你破坏绿化祖国。

我说:我自己在院里栽树是为了整齐，移一下，怎么破坏绿化了？我来受教育，不是受坏人欺负的，不要看有些人现在口号喊得漂亮，他们解放前当过土匪和国民党的兵，欺负寡妇，抽大烟……

队长气急败坏的说:你，你别乱说……

主任又说:我们说不过你，可你就是不对，你跟队长吵架，他要不干了，你这就是在破坏农业学大寨！队长的工作你能干得了？

我说:能，明天我打钟派活！

主任也没什么词汇了，说了一句:你……你回去写检查，明天送到大队革委会……散会。

大队干部觉得威信扫地，布置人收集有关我能上纲上线的材料。

收听敌台？我穷得没有收音机。

说过反动的话？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议论国家大事。

他们忙活了几天，也找不到能把我送到县里的理由。

大队书记的儿子奶水不够吃，他老婆经常抱过来，让我妻子喂几口，不好意思再盯着我不放了，后来让人给我传话，只要以后别再惹事，这事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