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将东北局书记高岗调到北京，出任新成立的国家计委主席。当时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着“经济内阁”之称，高岗能够出任这一要职，足以说明中央对他的信任。

高岗

不过高岗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他还想攫取更高的权力，于是他把矛头对准了在中央排位处于第二位的刘少奇。1953年6月13日，中央组织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高岗却在会议期间突然发难，将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变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而且批评集中在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的薄一波身上。

新税制是怎么一回事呢？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中央财经委员会为了进行补救，决定在当年年底修正税制，为了抢在1953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的销售旺季多收一点税，中财委十分仓促地发布了修正税制的方案。

令人没想到的是，新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波动，出现了物价上涨、抢购商品的情况。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严厉批评中财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认为新税制问题是一个攻击刘少奇的好机会，他先是在会上鼓动饶漱石等人“放炮”，对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然后亲自出马，把刘少奇曾说过的和毛泽东意见不太一致的话，都安在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明里“批薄”，暗里“射刘”。在高岗的鼓动下，有些人甚至把新税制的错误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认为这是路线错误。原定半个月开完的会议，一直开了近两个月还不能结束。

高岗（中）

杨尚昆后来回忆此次会议时说：“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因为高岗的发难，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很难给会议做结论，就在他左右为难时，毛泽东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救兵嘛，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因为身体不好，都在外地休养，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在北戴河休养的陈云得知会议的一些情况后，当即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

陈云

7月23日，陈云提前结束在北戴河的休养，回到了北京。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主动对新税制出现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是这么说的：“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使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顶住事务，中财委的工作是不行的。”

针对有些人提出的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陈云回答说：“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上个别不同意见不能说没有，这些意见不能说我件件对，一波件件不对。我不能说有两条路线，也不能冒充我是正确的。”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薄一波的问题和当时人们关心的财经问题都讲清楚了，参会人员的意见很快得到了统一，高岗也无法再拿此事做文章了。薄一波后来回忆会议的情景时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薄一波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夺权的阴谋活动没有就此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他决定主动拉拢陈云。有一次中央开完会后，高岗没有坐自己的车子回去，而是钻到陈云的车子里，他对陈云说：“我看中央除主席外，可以设几个副主席。”

陈云一听这话，马上警惕起来，他问高岗：“那你认为谁能当这个副主席？”

高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还有一次是1953年1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只有高岗认为还是轮流好，他说：“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会后高岗又找到陈云，动员他赞成轮流。

此时陈云见高岗一而再、再而三地拉拢自己，足以说明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于是他马上将此事报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云

陈云的汇报，可以说是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在听完他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并开始采取措施遏制事态的发展。事后毛泽东对陈云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比较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