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生于210年，死于263年。短短的数十年，朝堂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士子们的心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在这场政治风波中，阮籍不是曹魏的“护国者”，也没有“屈尊降贵”于司马氏。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一边在竹林，一边在朝中。那么，阮籍这位魏晋的风流人物代表，究竟是真潇洒，还是假风流？

俊美的容貌与真实的情感。在魏晋时代，陈留有一个英俊潇洒，气质出众的年轻人，名字叫做阮籍，“相貌瑰杰，心胸宽广”。他有两种人格，一种是“闭门谢客，数月不出”，把自己锁在家中，埋头苦读，数月不出；也有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疯狂，会“游走在风景之中，忘记回家”，他会在外面玩得不亦乐乎。从宅男到疯子，这就是他的性格。总体而言，阮籍属于“三好”类型。阮籍年轻的时候，正值中国从四分五裂走向一统天下的关键时刻，民众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他的生活也充满了乐观和积极。他刻苦研读儒学，他相信儒学中的“修齐治平”，并崇拜孔子的高徒颜回，山东人闵子谦等。239年，魏明帝驾崩，齐王曹芳在八岁时登基，第二年改称“元正始”，曹爽大将，司马懿太尉，都在辅助小皇帝。从正始二年至正始十年，阮籍正好是三十一至四十的年华。在这一时期，曹爽“多树亲党”、“专擅朝政”。阮籍对曹爽的行为愈发不满，对政治上的期待也从最初的期待变成了失望，但这并没有让他彻底失去信心，他还有雄心，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而已。正始三年，太尉蒋济征召阮籍为左膀右臂，阮籍闻讯之后，立即撰写《奏记》，将其寄往洛阳城东边的一个小亭子，托付给他，这才返回家中。《奏记》曰：“背薪多疾，步履不便，岂有补差旨，焉能受之。”这些都是客气的话语，言外之意就是，我做不到。到了正中末，他又相继出任数任，可是都没有什么干劲，颇有一种“假笑”之感。

治世之道的幻灭。正始时期，司马懿与曹爽两党的关系，就像一股暗潮在暗涌，逐渐变得明朗，并逐渐加剧。阮籍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一直在期待的“时变”，竟然会让自己如此震惊：正始十年（249）一月，曹芳在御林军的簇拥下，在曹爽的陪伴下，出了洛阳，去高平陵祭奠魏明帝。突然间，洛阳空无一人，司马懿这位重量级人物，趁着这个机会，发动了一场政变，将曹魏的军权和政权，尽数掌握在了司马家的手中。司马氏在谋朝夺位的同时，也对反对他的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政治上的风起云涌。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力下，文人的心态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消极、仿徨、忧郁、迷惘。在一千七百年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家参与其中。只有士人，才能治好自己的内伤。于是，阮籍便与阮咸和王戎结为“竹中之友”，并以一种不问世事的淡泊闲聊的风格来避世。与其在宦海中颠沛流离，还不如与世无争。阮籍心中的雄心壮志，也随之消散。他的话很可笑，他的行动很疯狂，他的名字很奇怪，他的欲望很强烈。

无公害的官员和真潇洒。司马氏以名教之名为幌子，欲谋朝篡位。这看起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过，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司马氏登基之后，更是大力宣扬礼仪，用自己的名声来治理国家。如果有人与他们作对，他们就会被扣上背叛道德的罪名，狠狠地处死。司马氏杀死了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等著名的“正始之人”。随着魏晋的兴衰更替，以及司马氏对士大夫的打压，更是加剧了士大夫的心理压力，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时代。曾经能让“修齐治平”成为现实的政坛，如今却只剩下一片薄薄的冰层，文人墨客行走其中，都是战战兢兢，唯恐那片薄薄的冰层会忽然崩塌，将他们砸个粉碎。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不是被逼到了绝路，我们是不会理解这种绝望的。

阮籍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声名显赫，自然也就吸引了司马氏的目光。司马氏也明白，不能赶尽杀绝，反而要拉拢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站台，让他们看起来更有温情。由于受到司马氏强大的压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彻底退隐于山林之中，反而以司马家为官的身份重返朝廷。阮籍在政治上不如嵇康那样有主见。山涛向嵇康引荐，嵇康却是一口回绝，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甚至还留下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但阮籍却是个例外，他的放荡不羁表现在他的处世风格上，虽然身处朝中，却坚守着“口不论事”的原则，一直有意地与朝廷保持着距离，在司马氏看来，他就是一个既无害又有害的名人。所以，司马氏才会容忍阮籍的荒诞。事实上，他并不愿意为司马氏效力。不过俗话说的好，越往深处走越安全，这是灯里暗里的道理。阮籍很清楚，想要在朝堂上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司马氏当一名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