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董飞的新闻作品前，我已知道，他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呈现出一种“伤痛诗学”，他所书写的事物、景物和人，都不是崭新、明朗的。似乎它们在乡村和城市存在恒久，每一事物内部都存留着历史、记忆，和一个被包裹的伤口。每个事物都是绵长而忧伤的，天空的颜色、人物的面孔、记忆中的风景，都携带着一种不甚明朗的痛楚。这种忧伤、痛楚，经过董飞词句的滴融、凝结，最终像琥珀一样，被裹住、沾着柔光。
董飞诗意的青春与故乡
董飞的诗歌呈现出的诗学品质，非常接近于中国传统诗学的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他的语句不尖锐、刺耳。他的诗中不见锐利的讽刺和咄咄的剖析。他的诗更多地是对默默无声之物的端详和注视。呈现的情感浑朴、深厚，像一束柔光，照亮低矮、沉默的无言之物。他诉说自我，也为事物诉说。他的诗的内核和诗意的根源，源于存在之物的易逝、脆弱，万物的无言，和诗人对其的体察。童年、青春和故乡，成为他诗中的常驻事物。在写及童年时，基于血缘关系的爱，和释放爱意的人的衰老、逝世，连带着整个情感链接在现实中的断裂，化为记忆，这成为温情和伤痛之源。它们以“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为诗意标志物。而这种伤口，即在于对亲爱之人的追念，而外祖母自身也像一个时光通道，由她诉说着更多曾经鲜活而最终被时间覆盖的人。
“青春”也被董飞反复书写。青年的热烈、挫败、惶惑、不安、坚定、平静和动荡，它自身的力量和丰沛，对智慧、真理和诗意的执着与热烈，都在董飞的诗歌中呈现。青春的伤口，在于他自身对一切痛楚的极度敏锐。在于悲天悯人的心灵质地，在一个对众生不断张望、注视的青年那里发出的同情、理解和爱。
董飞诗歌中的故乡书写也引人注目。当故乡作为一种细描，我们从诗中获得了关于故乡的经验和细节。当故乡作为一种意象群，它为自我书写和探索提供了意义资源。当故乡作为一种隐喻，它是心灵和精神的家园，是人的归宿。是在世之人，对永恒、不朽和幸福的一种想象与张望。但这个故乡现在破损了，作为实体，它不断地被城市化进程修改着。一个地理空间，它的细节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同时，青年的心也在摇摆着，故乡所表征的一种简朴、纯净、和谐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状态，也被腐蚀着。乡关不再。
尽管书写的是忧伤和痛楚，但董飞的诗歌仍然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品质和风格。他的情感质地是柔和的，也是回旋的，有恒久的韧性和余味。它的诗句就像一阵询问的风，长久地回旋在事物四围，徘徊、探询，最终温柔地充满爱意地获得事物的核心，或者最终收获事物的爱意，自身被簇拥。这要归根于他的核心情感，即对事物的无私关注和爱。这种对他者热烈的注视和爱，成为董飞诗歌中诗意的根本来源。它也解释了一个现实事件，即一位诗人，为何最终选择记者作为自己的职业。它也让我无比珍视《风华十年》带给我的阅读经验。
“风华十年”中的现实与乡愁
《风华十年》是董飞近十年的新闻作品集。它为董飞诗歌中的许多诗化情感，提供了理解的依据。在诗歌中，被虚化、隐喻化，被做了文本化处理的情感和题材，借助于新闻作品这种体裁，得到了详细的叙述和理性的呈现。这也说明，贯穿董飞青春的诗意和乡愁，既贯注在他的诗歌中，也贯注在他的新闻写作中。只不过，当他作为记者在写作，他的目光实在地转向具体的事件和他者，而最终的文本呈现，也聚焦于时空中的具体历史。
在诗歌中，浓缩过、隐喻化了的“故乡”，在《风华十年》里，又重新伸展，承载着人、事和物，消化着现实事件和问题，落实为河南省某个具体的村落。这里的“乡关”，是内陆村庄、城中村，也是中国古村落、“空心村”，是“疫情下的乡村”。新闻语言在此展现了它的特殊功能，每一个词语都针对具体的问题，而被发明、应运而生，一个词语咬合着一个问题。在《风华十年》中，董飞有数十篇的作品，书写了当代中国内陆乡村的命运现状。在《消隐的内陆村庄》中，他通过实地采访、数据统计、报告分析等方式，报道了自然村落在当代中国加速度消失这样的“故乡”事实。原有的村落生态、社群结构从“徐庄村”逐渐消失，原本与村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结的人，徐强、徐鑫，这样的青壮年，逐渐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原子人。个体与社群、外出务工人与乡村的联结，越来越薄弱。但其中的痛楚在于，徐强、徐鑫并没有在新的谋生地建立起稳固的归属意识。他们称谋生之地是“外面”。他们就这样流动着，哪里有挣钱的机会，就流动到哪里。“还是喜欢老家的感觉，外面太陌生。”而留守在村庄的，则是孤弱者，是老人和孩子——最需要亲情抚慰者。而田野、劳作和自然，也不再能够为这些留守者带来情感慰藉。村庄被荒芜、衰老、离别笼罩着，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游子思归的“故乡”了。青年人急于离开它，幼童不再从田野和自然获得乐趣，老年人处于新和旧的撕扯与忧虑之中。
在《乡关何处寻？》中，董飞书写了在河南省鹤壁市，承载千百年民间文化的古村落变成“空心村”的景象。董飞写到：“乡村是城市的故乡。如果这些古村落消失了，乡关何处寻呢？”唯经济发展至上论者，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但从人类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宜居性来说，古村落的消失意味着一种生产生活智慧的消失，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正在被破坏。人类历史曾有的痕迹在被抹平，乡愁无处安放。也更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故园不再，又无法在新的城市落脚扎根，成为失乡的人。《消失的城中村》和《住在城里的农民》，书写了离开村庄、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的处境。“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和子女面临着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离开村庄之后，弱化了和土地、族群的联结后，来到城市的他们，仍然被各种问题困扰着，每个人都在为之挣扎奋斗着。《河南进城农民工报告：青壮年为主 社交有待丰富》，是基于前面几篇文章的追踪调查。这篇文章着重聚焦在农民工进城后具体的就业、福利、待遇、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交往等问题。董飞《在春天的工厂坠落》一诗中从富士康宿舍坠楼身亡的“洛阳新安县人 赵某某”，似乎是他这篇报告现实的和诗歌的注脚。董飞在现实版的、诗性的新闻里，也是“新闻诗”中痛说：“没有人打开他故乡的心事”。在真实的新闻人物“赵某某”这样的人的生活中，他脱离原生社群和家庭，来到一个由资本、利益和效益组合而成的失去人情的群体中，董飞在报道中所提到的就业、福利、待遇、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交往，在这里都可能单独或合力构成对这个人的压迫，成为压弯他、让他绝望、放弃生命的“稻草”。进入都市生活的打工者，是城市的“旅居者”，因为制度藩篱、文化隔膜、主体能力等多方面原因，他们游离在城市边缘，面对压力和困境，他们常常得不到社会性的帮助，他们不得不以“孤独的自我”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空虚。而“靠自己而活”，正是无数城市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遍窘境，它意味着个体的奋斗、挣扎，也意味着在风险和冒险中生命的毫无保障。当个体靠自己活不下去时，“赵某某”的悲剧就出现了。
正是在《风华十年》中，我们借助于董飞的作品，把捉到个体悲剧命运的语境。在这里，无数个体的痛楚是相似的，有迹可循，它们不再是无解的、默默无声的，它成为时代的症候。无论是徐鑫、还是董秀花，是桑园村，还是徐庄村，它们与其他个体，构成相似的命运轨迹。而洞察这条轨迹，将其清晰地描绘出来，这动用着新闻人的洞见、智慧和怜悯之心。被看见，被发现，被说出，让看似琐碎、偶然的现象在述说中成为问题，让其被呈现，得到关注，这就是董飞诗歌做说的：对低矮的事物说“爱”。
疼痛的田野调查与城市观察
《风华十年》的“自然生态”一辑，集中在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观察上。在中国的城镇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与治理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在董飞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田野充满了依恋，但也布满了伤痛。记忆中的自然，天空、田野、苹果园、樱桃树、满坡的青草，似乎构成了人在地上存在的乐园，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和谐，成为人之为人的必要背景。但这是董飞诗歌中的记忆之物。当他的笔触转向当下，转向都市，一种难言的阴郁、惶惑、不安就弥漫在诗歌中。而这正是都市中的游荡者的心理素描。在《风华十年》的“自然生态”一辑中，这种都市的“阴郁”，这种心理、情感的族群变化，似乎找到了它的大气学依据。“空气再陷重度污染”“中原多城连遭霾困”“河南多城空气重度污染”，“整座城市陷入迷蒙之中”“行人掩面而行”“停止户外体育课”，这些细节都在显示人与空气、与天空的不再天真的联系。“官方锁定‘罪魁祸首’”“下拨河南2.5亿元重金治‘工业之毒’”，“减排、封土又限行”。这表明，董飞在将笔触聚焦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时，又以各个城市的政策文件为切入口，将思维的触点探入人类创造出的工业世界，挖掘出城市工业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新闻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警示和告诫：它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回头思考人类生命的来历和存在的依据。
《河南小秦岭三年生态“保卫战”》一文，是这种反思的政策和事件化呈现。生态文明保卫战的核心，是整治淘金乱象，最终让自然重现，使自然重返自然。将被工业废渣、矿企设施、生活垃圾占据的土地，重新交还给植被和野生动物。董飞写到：“与早些年的喧嚣不同，小秦岭如今恢复了应有的安静”，“（科研团队的动态检测影像）多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喉貂、斑羚、红腹锦鸡等”，“五月的小秦岭，山间绿意盎然，生态治理修复区青草蔓延，野花绽放”。在人类克制和治理自己的欲望之后，自然生态得到了修复。而正是人克制了自身的欲望，人对自然也因此有了更深沉的依恋和更大的喜悦。克制了膨胀的物质欲望和盲目的繁荣梦想，人也变得更像是自然之子。对自然生态的肆意掠夺与破坏，不仅关涉人类在地球的存在命运，而且正是人如何看待和践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议题，关涉到人的“人性”即伦理道德问题，它触及的是“人何以为人”这样的存在论问题。在这篇作品中，董飞虚化了人类的欲望，他提到了欲望的模糊的载体——金矿企业。而关于具体的欲望，欲望的催动、产生、实现，它和体制的关联，在“保卫战”中对欲望的处置，董飞没有以叙事细节去呈现。董飞的叙事重心放在了环境治理者——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但在叙述中，一种紧张关系仍然呈现出来，即治理和反治理，对欲望的打击和欲望的冒动之间的紧张。文章中不时出现的“保卫战”“背水一战”“攻坚战”“任重道远”等话语，正是这种紧张的体现。它也说明了文本中潜在的叙事要素——人性和欲望的贪婪与惰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粗鲁、野蛮的欲望和利益的支配下，人与自然的一种紧张关系。
在“财经观察”一辑中，董飞的报道显示出大数据时代特有的一种宏观、科学的视角。它超越一己的有限的观察，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它隐在的、但难以被普通个体察觉到的规律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河南城乡楼市“冷热”不均》《郑州地产竞争“白热化”》等数十篇与河南楼市相关的文章中，董飞大量引用和分析了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来源于有能力、有权力、有技术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行政系统，比如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住建厅。在这个时候，记者的角色、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友善、有效地呈现出来。董飞的作品像一种中介、桥梁，或者说他像一个必要的翻译者，将时常作为视野有限的个体而存在的大众和把握着潜在规律、掌握着某种“真相”和“真理”的机构、文件等神秘之物，沟通和联系起来。他将“不是秘密的秘密”传送到大众那里，并且进行解释、说明。这也像一束光，照亮着在市场运行、宏观调控中盲目前行的大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遭遇和命运的由来。知道即是启蒙。
“文化纪事”一辑，呈现了河南省地域文化符号的鲜明、文化资源的丰富、文化历史的悠久。百年豫剧、马街书会、“猴乡艺人”，这些都是董飞作品的关键词。它们存在历史悠久，作为一种通俗文化，曾发挥着敬神、娱乐和教化大众的作用。但到了当下的新媒体时代，曾经的文化符号、文化形态，开始萎缩、没落。因此它们普遍面临如何传承、延续和借助于新媒体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董飞的报道，揭示了优秀地方文化没落速度之触目惊心，呈现了文化传承人的落寞和困窘，也显示了相关部门和有识之士对濒危文化的保护与挽救。在这一辑中，董飞关注的问题在于省域文化构成和发展，而他的笔所扫描的人物，既是个体的个案，又是时代的代表，他们背后代表了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冲击和传统文化断层这一结构性动因。
而最后一辑“深度调查”，呈现出董飞的田野关怀。他下沉到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世界，突出“在场”，尊重他们的内心情感，如实呈现个体的多元面貌。在这一辑中，董飞更加自如、自省地发挥他文学家的功力，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在他的叙事的社会学中，他关注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过程，它的发展，以记叙法分析和呈现事物的因果。同时，在一种抒情的社会学法则中，他更加在意本地现场的深度描写，试图通过构造现实场景，唤醒读者的情感。
至此，当读完所有作品，了解到董飞视野的博大、问题的尖锐、情感的深切、书写的精锐之后，再回到《风华十年》的“政经论谈”，董飞将此编为第一辑就变得合理而必要。这一辑虽然是会议纪要合集，但实质上它潜在地构成了本书的框架和内在视野。也就是说，这本新闻作品集，区别于书生意气，它基于长久注视、全面关注和理性思考。它既有宏观的、高屋建瓴的考量，也有细微的、深描式的体察，正是这些决定了董飞对低矮之物的爱的质量。
原标题：董飞新闻作品中的诗意与乡愁
作者：梁小静，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董飞新闻作品集《风华十年》读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