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一天，北京市的一栋筒子楼里传出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到电话前，拿起了听筒。

这名老人叫杜义德，是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不过当时他已经68岁了。

这个电话是由中央军委打来的，杜义德接到电话以后，立刻穿戴整齐前往指定地点准备开会。

在这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杜义德被任命为兰州军区的司令员。

杜义德当即便向邓小平与在座的各位同志敬了一个礼，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但邓小平却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这让杜义德的心中感到非常不解。

邓小平走到杜义德的身边，非常亲切地对他说道：“西北历来是我国国防的重点区域，那里需要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去领导，所以我就向中央军委推荐了你。”

杜义德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邓小平却提醒他到了哪里，一定要管好一个上将！

听了邓小平的话，杜义德的心里立刻生出了疑虑，因为现在自己只是一个中将，却要去领导一名上将，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属实让他觉得有些为难了。

但杜义德还是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良好素质，他没有过多地抱怨，立刻接下了这副重担。

那么，邓小平口中的上将是谁？又为什么会派杜义德前往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的职务呢？在杜义德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当中，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细细地道来。

1912年5月，杜义德出生于湖北武汉的一个贫苦家庭。

因为杜家没有自己的土地，杜义德的父亲不得不靠向地主出卖自己的劳动来供养全家人的生活。

杜义德十分不解，为什么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地劳动，最后获得的粮食却仅够勉强糊口呢？

1927年，北伐军逐渐进入湖北的地界，当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在湖北省的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农民运动。

年仅15岁的杜义德听了这些犹如被醍醐灌顶一般，原来自己家这么多年的劳动价值都是被地主家给剥削走了！

一气之下，杜义德便加入了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两年以后，杜义德又以共青团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此，杜义德便开始跟着毛主席四处转战出击。

后来长征时，杜义德担任工兵营的营长，负责为即将过河的大部队搭设浮桥。

由于浮桥的承重力有限，就要求战士们必须将大件物品和重装备先丢下，然后再过河，许多战士因此闹起了情绪，指责杜义德是在破坏革命的武器。

而且，当时杜义德负责的那支部队指挥员正好是日后成为开国中将的王近山。

王近山在我军当中素来以脾气火爆、做事冲动而闻名，在听说杜义德不让自己手下的战士们拿着武器过河的时候，王近山便亲自骑马去找他理论。

没想到杜义德见王近山来了，也不肯松口，而且非常严肃地对王近山说道：“副师长同志，等下过河的时候，您也不能骑马过去，我们的浮桥承受不住这样的重力！”

王近山一听杜义德的话，立马火冒三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营长居然敢跟自己这么说话。

王近山二话不说，便掏出手枪抵在了杜义德的脑门上，在场的人见状立马都噤若寒蝉，谁也不知道王近山下一步会不会做出过分的举动。

但面对王近山的表现，杜义德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他再次用严肃的语气对王近山强调道：“副师长同志，您必须下马过河，否则大家都过不了了。”

就在此时，两人的上司徐向前同志听到争吵声赶忙跑了过来，看到徐向前来了，周围的战士们也赶紧为他让路，生怕王近山一冲动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

还没等徐向前走到两人的跟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徐向前赶紧奔跑着赶了过去，想要查看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杜义德掏出手枪把王近山的马给杀了，王近山虽然十分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还好此时徐向前及时赶到，调解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徐向前对着王近山就是劈头盖脸地一顿训斥，王近山也自知理亏，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徐向前见状，赶紧用命令的语气对王近山说道：“你还不赶快跟这位小同志道歉，磨磨蹭蹭的像什么军人？”

王近山只能不情不愿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杜义德倒是表现得十分大度，经过徐向前的调解两人终于握手言和，整支部队也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速度。

最终大部队成功过了河，甩掉了尾随追击的国民党部队。

正是因为杜义德身上的这种直率与勇敢，他也逐渐受到了我党领导同志们的注意。

在抗日战争期间，杜义德同志被安排到了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学习。

杜义德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因此他对这次学习的机会也非常珍惜。

在抗日军政大学里，杜义德也几次因为表现优异受到嘉奖，从抗大毕业以后，杜义德就被安排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第129师工作。

邓小平先是检查了一下杜义德的理论基础和个人经历，小平同志认为，杜义德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便将他安排到了“随营学校”担任校长。

就这样，杜义德突然就从一个骁勇善战的将领变成了一个政工干部，而此时的杜义德还不知道，他与邓小平同志的这段“缘分”，即将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一次重大的转变。

1946年，蒋介石不顾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反对，公然对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第二次国共内战就此爆发。

不过，中央军委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早就有所防备了。

在内战爆发之初，中央军委就要求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部队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

当时整个八路军第129师已经有几十万的人马了，所以在部队出发以前，他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整编，经过整编以后，杜义德被派到新成立的六纵担任政委的职务。

而杜义德刚刚到任，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搭档居然是当年跟他闹过矛盾的王近山，没想到王近山一见到杜义德，不但没有记恨他当年的行为，反而对他大加夸赞。

杜义德见到王近山的表现，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这两位性格鲜明的老将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后来六纵的同志们回忆起这段时光，都会觉得十分诧异。

因为杜义德和王近山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相似，在我军的部队里政委和军事主官都这么勇猛的事情，属实是少见。

一开始，组织上把杜义德派到六纵担任政委，是希望他能够约束王近山，王近山在部队里有一个“王疯子”的称号，打起仗来总是会不顾危险，亲自上阵。

这样做虽然能够有效地提振士气，但对于部队的指挥来说却存在很大的风险。

可是，杜义德也是一个敢打敢拼的猛将，在我军为了南下进攻汤阴县城的时候，尤太忠准备找杜义德汇报战场情况，却发现他根本不在指挥部里。

经过一番打听，尤太忠顿时感到非常紧张，此时杜义德早就已经带领先头部队杀进城去了，只留下了一部分同志负责与上级部门联系。

经过大大小小的几十次战斗，大家都知道，六纵的政委跟司令员一样“不要命”，邓小平不得不亲自找到杜义德谈话，向他陈明利害。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诉杜以德：“军人打仗固然要勇敢一些，但你也不能完全不讲战术啊。哪有纵队指挥员亲自上前线的？万一出了一点意外，谁又能够弥补得了这个损失呢？”

杜义德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头脑的人，他非常理解邓小平说的这些道理。

可是每次只要枪炮一响，他就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之情，总想冲上去与敌人过过招。

为此，邓小平还特意给王近山和杜义德的警卫员下了一道命令：每次打仗的时候，千万要看好司令员和政委，千万不能让他们亲自上前线！

1947年8月，我军终于抵达了大别山区，准备发动战略反攻。

当时，国民党军对我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堵截行动，解放军部队一时间变得非常被动。

此时的六纵已经从当初的“新兵部队”变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队，但就在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王近山同志却突然遭遇了车祸。

在王近山同志准备返回后方养伤之前，他将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了杜义德一个人。

看着杜义德忙碌的身影，王近山似乎还是有些不放心，他握住杜义德的手交代道：“接下来六纵的事情全部都要靠你了，我在后方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正式开始向大别山区挺进，在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便向全军发出了命令：“大家勇往直前，不要往后看，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由于杜义德率领下的六纵作战英勇，在这次战斗当中他们也被委以重任，面对前后敌人夹击的态势，杜义德果断命令肖永银的18旅在前面负责开路，尤太忠的16旅在后面阻击敌人。

而杜义德自己则带领剩下的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由于战斗太过激烈，杜义德一度命令所有

的战士端上刺刀、绑上手榴弹，做好与敌人拼命搏杀的准备。

万幸的是，最后六纵的战士们奋力拼杀，为大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当刘伯承和邓小平得知了杜义德的战役指挥经过后，纷纷称赞他是一个将才。

后世的许多军事学者，从战术的角度上来分析，都认为“千里挺进大别山”是一步险棋。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即便刘邓大军在前进的途中节节胜利，但他们也不能保证自己可以达成既定的任务。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甚至叫嚣，要将大别山变成刘邓大军的“坟墓”，可是因为杜义德等人的英勇作战，我军硬是把这盘死棋给下活了。

在淮海战役当中，杜义德还主动承担起了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任务，这些国民党士兵虽然已经向我军投诚，但内心却缺乏理想和信念。

杜以德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只有当大家知道了为什么而战的时候，这支部队才能够一往无前。

杜义德发现，有一名叫王克勤的战士，曾经是一名我军的俘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后，王克勤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开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

不久以后，他在战斗中立功，受到了组织上的点名表扬，杜义德便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在俘虏和起义部队的内部发起了一场“王克勤运动”，号召大家向王克勤学习。

事实证明，杜义德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经过他的思想改造，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俘虏投身到解放战争的事业当中。

这些人被当时的解放军战士称为“解放战士”，他们的事迹也构成了我军历史上最独特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杜义德又陆续参与了四川地区的“剿匪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当杜义德带着满身的军功返回祖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了。

这么多年的战争经历，给他的身体留下了不可逆的伤害，杜义德常常在指挥作战的时候感到身体不适，但因为医疗条件有限，他只能选择忍耐。

回国以后，杜义德几乎马上接受了手术治疗，当他的病情好转以后，便被组织上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也是大家对他这么多年英勇奋战的肯定与褒奖。

上世纪70年代国内外的局势骤然突变后，中央军委要对我国的几个军区进行一次整改，大家一致认为西部的兰州军区必须派一位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将军去坐镇。

听到这个建议，邓小平的脑海里逐渐浮现出了当年千里挺进大别山时的情景，于是他便给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的杜义德打去了电话。

在接到电话以后，杜义德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邓小平的身边，一见面，邓小平就向自己的这位“老部下”交了底。

那么，杜义德又会如何应对接下来的种种挑战呢？

在杜义德上任之前，邓小平就苦口婆心地对他叮嘱道：“等你到了兰州以后，一定要管好肖华同志这个上将。他比你小几岁，对现在的局势也不如你了解，遇事你要多把握把握。”

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话，算是把杜义德给难住了，因为按照1955年授衔时的军衔来看，杜义德只不过是一个中将，而肖华同志却属于上将。

现在他这个中将要去管理上将，属实是有些为难。

不过，等杜义德到达兰州军区就职以后，他才发现是自己多虑了，肖华同志是兰州军区的政委，主要负责思想工作。

如果遇到军事上的问题，肖华还会主动来找杜义德商量，请示他的意见，这样的相处模式让杜义德的心里放松了许多。

有一次，杜义德在开会的间隙故意对肖华同志袒露了自己的想法。

起初，他被调到兰州军区来的时候，对肖华还有一些畏惧的情绪，不管怎么说，他的职务都比自己高，杜义德甚至做好了被肖华压过一头去的准备。

但肖华听了杜毅德的顾虑之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对他说道：“你不用害怕，现在你是司令员，我是政委。按理来说，我们两个的职务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当时，虽然我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成果。

但是，南方的边境上仍有许多湿地尚未被我军收回，我军不得不从各大军区抽调出一些精锐部队奔赴老山前线，与越南军队展开车轮战。

为了防止苏联军队趁机向我国发动袭击，兰州军区的同志们被迫在边境上加强了警戒。

所以客观地来说，当时兰州军区的国防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了更好地照顾国防战略的全局，杜义德和肖华还需要定期向中央军委报告本军区的工作情况。

看到杜义德与肖华同志相处得非常融洽，邓小平和中央的同志们也算是放心了，对于这位从129师走出来的老部下，邓小平丝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

他非常自豪地对军委的其他同志说道：“这个杜义德不简单，在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负责打主攻。现在看起来，他真是英勇不减当年呐！”

几个月后，邓小平前往兰州军区视察工作，杜义德和肖华同志全程陪同在小平同志的身旁。

当着肖华同志的面，邓小平非常感慨地对杜义德说道：“你别看肖华是一个上将，但是论军事能力，他还不如你呀。所以，兰州军区挑大梁的工作还得是由你来干！”

看着兰州军区的战士们军容整齐、口号响亮，邓小平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自从南部边境的战事突起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杜义德果然没有辜负邓小平与中央的信任，在兰州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982年，杜义德同志从兰州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将指挥权移交给了郑维山同志。

杜义德退休以后被批准加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

在“中顾委”期间，杜义德还是改不了过去自己那种直来直去的脾气，常常想到什么说什么。

不过，党内的一些老同志对杜义德的这个习惯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晚年的邓小平同志还会时常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岁月，每当邓小平回忆过去的时候，他总会记起杜义德这位骁勇善战的“老部下”。

而随着邓小平和杜义德相继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俩的私人时间也变得多了起来。

有时他们会坐在一起聊聊天、打打麻将，就像两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一样，但提起杜义德的过去，邓小平还是会用“能文能武，铁胆忠心”来评价他的一生，这恰恰也是杜义德人生的最好写照。

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恰恰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部“斗争史”。

在我们的人民军队当中曾经涌现出无数性格不一、能力不同的将领。

他们或许说着不一样的方言，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但他们内心那份炙热的理想却是相同的。

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岗位上，他们始终不会忘记一个军人的使命，更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于人民的那份纯真的本色。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队当中，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担得上“人民子弟兵”的称号。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比别人战斗力更强，而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始终明白他们到底是为谁而战斗。

一支来自于人民的军队，其生命力也往往蕴藏在广大的人民之中。

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嘹亮的军歌声划过天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才会感到无比的安宁与幸福……

编辑：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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