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雨连绵的伦敦街头，一名身穿破旧大衣的男子蹲坐在拥挤的地铁出口旁，他的眼前摆着一张写满中文的纸板：“从香港来，求助。”行人匆匆，偶尔有人投来好奇或同情的目光，但几乎无人停步。这名男子，正是曾在香港引起一阵风波的陈家驹。

仅仅五年前，陈家驹还是新闻头条上的常客，他那些激进的言论和行动曾在香港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他主张“让香港重归英国”，并因此成为了“港独”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然而，随着香港政府通缉多名港独分子，他的命运似乎也走向了一个不归路----沦为乞丐。他的下场是不是罪有应得？

在2013年，香港的政治环境中出现了一系列变动，陈家驹加入了名为“香港公民党”的政治组织。该党宣称旨在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和公民权益，但其实际上引入了包含陈家驹在内的一些支持港独主张的成员。

陈家驹加入该党后，试图通过参与政治议题和公共事务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陈家驹经常在公众集会和示威活动中出现，高举标语，通过演讲和宣传尝试吸引关注。他在这些场合声称支持香港的独立，反对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影响。

尽管这样的言论在部分群体中引起了共鸣，但大多数香港市民并不支持港独思想，他们认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依赖于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和“一国两制”的政策框架。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家驹逐渐意识到，尽管他在“香港公民党”内部和某些激进圈子中拥有一定的支持，但他在更广泛的香港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有限。

感受到政治发展的瓶颈，陈家驹决定脱离现有的政治路径，转而自行创办一个名为“自由香港运动”的组织，专门推动港独议程。这一新成立的组织迅速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和行动。陈家驹利用他的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策划和参与了多次公开集会和示威活动。

这些活动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口号和象征性的抗议行为，如焚烧象征国家统一的标志物。这类行动不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也让整个社会对“港独”活动的合法性和影响产生了深刻的争议。

在接连不断的活动中，陈家驹和他的组织成员多次与警方发生冲突。在一次名为“保卫香港”的大规模示威中，陈家驹和他的追随者封锁了主要道路，与警方对峙。

警方为了解散非法集会，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和水炮，这一场面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了公众对公共安全和法律秩序的担忧。此外，陈家驹的行为和主张也引发了香港社会内部的广泛讨论。

一方面，有人担忧港独活动可能会破坏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影响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香港应当有更多的自主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普遍对这种激进行为的接受度越来越低，认为这种行为可能给香港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害。

陈家驹的激进主张和公开的挑战行为逐渐引起了香港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他频繁地在公共演讲和媒体采访中发表极端言论，声称“香港是英国的，不是中国的”，并主张香港应该从中国分离出去，重新归属于英国。

他的这些言论在某些圈子内引起了共鸣，尤其是一小部分不满现状的青年学生，他们对陈家驹的激进主张产生了一定的认同。随着支持者的增加，陈家驹进一步组织和动员这些年轻人，成立了名为“香港学生独立联盟”的组织。

该组织主要由一些大学生和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共同推动香港独立的议程，并参与各种抗议活动。2018年的一个清晨，陈家驹和他的“香港学生独立联盟”成员集结在英国领事馆前。

他们手持写有“香港是英国的”等标语的旗帜，高声喊着口号，试图吸引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注意。这场抗议活动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同时也引起了香港政府和警方的严厉反应。警方出动大批警力监控抗议活动，并对参与非法集会的人员进行了警告和驱散。

不久之后，陈家驹又组织了一次更为激进的行动。他和他的组织成员冲击了香港立法会的一个公听会，试图通过直接行动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重新考虑香港的政治地位。

在这次冲击中，陈家驹和数十名支持者突破了警方的安全防线，进入会议厅内部，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破坏。警方随后介入，逮捕了包括陈家驹在内的多名行动参与者。

这些连串的事件加剧了社会对陈家驹及其组织的争议。他的行为被广泛视为挑战法律和公共秩序的行为，许多人对其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如何处理这类激进分子和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随着对陈家驹及其组织的法律制裁和社会压力的增加，他的行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香港社会普遍对他的极端主张和非法行动持批评态度，许多人认为这种行为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并威胁到社会秩序。

2020年，面对持续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中央政府采取了重大的立法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社会秩序。

《港区国安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后正式实施，这一法律旨在打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以及与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法律的具体条款包括了对上述违法行为的定义、处罚措施以及执行机构的职责。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警方成立了专门的国安处，负责处理涉及国安的复杂案件。该法的执行迅速带来了显著的效果，多名被认为从事或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个人被调查和逮捕。

法律的严厉性和高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公然违法的政治活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法治安全。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陈家驹和他的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国安法的实施使得陈家驹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控，他的公开演讲和组织集会的空间被大幅压缩。

许多与他有关联的组织成员也开始对继续参与活动的安全性和可能的法律后果感到担忧。面对越来越大的法律风险和个人自由的限制，陈家驹开始考虑离开香港寻找新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他决定离开香港，寻求外部的庇护。

在一个晚上，陈家驹悄然离开香港，通过复杂的路线前往欧洲。他的出逃并非公开行动，而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以避开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法律追究。陈家驹的逃离对香港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方面，他的离开标志着一批极端激进分子开始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港区国安法》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性。

香港社会对此有复杂的反应，一些人认为这是法治的胜利，确保了社会的长期稳定；而另一些人则对法律的严苛性和对个人自由的影响表示关注。

陈家驹抵达英国后，发现自己的境况远非他之前想象的那样光明。他曾希望能在国外继续推动他的政治理念，甚至获得一些国际支持，但很快他意识到在英国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他的政治主张在香港已是边缘化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更是显得微不足道。

加之他缺乏在英国市场有需求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使得他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陈家驹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工作，包括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如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等职位，但由于语言障碍和工作许可的限制，连这些职位都难以长期保持。

他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原先一些同情他的朋友和少数支持者开始对他的持续依赖感到厌烦。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因为政治理念相近而结识的“狐朋狗友”也逐渐疏远了他。2023年，当香港政府宣布通缉多名港独分子后，这种疏远变得更加明显。

尽管陈家驹并未被列入通缉名单，但这一事件令他的一些朋友担忧自己与陈家驹的关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问题。于是，他们开始逐步减少与他的接触，甚至停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

处于绝境的陈家驹，为了生存，开始尝试通过互联网众筹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多次众筹活动，试图通过讲述自己的困境来激起网友的同情和支持。

他描述自己是由于追求政治理念而被迫流亡，现在在英国生活困难，希望能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帮助。然而，陈家驹的众筹活动并不成功。大多数网友对他的故事不感兴趣，认为他之前的政治行为已经足够说明了他的个人品质和决策能力。

社交媒体上对他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有的甚至直接指责他的行为给香港带来了不稳定和分裂。这种普遍的负面反响使得他的众筹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的资助，仅有少数几个旧日同情者偶尔捐助一些小额的资金。

在这种状况下，陈家驹的生活越发困难。他不得不频繁搬家，寻找更便宜的住处，生活品质持续下降。他的日常开支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食物、房租乃至基本的通讯费用都成了他难以承担的负担。